围绕唐初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史学界长期以来讨论不止。公元626年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通过制度安排对《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等官方史籍进行定向修订，被不少学者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叙事塑造的典型个案。史料显示，李世民突破“君主不观当代史”的惯例，直接指示史官以“周公诛管蔡”的叙事框架重写政变经过。修订后的文本中，太子李建成被描绘为策划阴谋的一方，而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为社稷安”而不得不反击的形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并非凭空捏造，而更多是通过取舍史实、改变叙述重心与修辞方式，来完成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对唐太宗“改史”争议的持续追问，归根到底是在重新理解“权力如何塑造记忆、制度如何约束书写”。历史不仅是事件的记录，也是叙事的选择与规则的博弈。回到史料本身，放在制度语境中加以辨析，坚持多种证据互相印证，既有助于更接近唐初政治转折的真实面貌，也提醒今天的人们：面对任何宏大叙事，都应保持审慎判断，并尊重事实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