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合同未达成，前期投入损失由谁承担？
在工程建设领域，合同未签或未生效前的沟通、报价、现场踏勘、设备调配等行为较为常见。
一旦谈判破裂或项目实际落空，前期投入的设备运输、现场驻守、人员工资以及因等待产生的窝工费用往往难以消化。
与“合同已成立后违约承担违约责任”不同，合同尚未订立或未能订立时，受损一方如何维权、责任如何认定，是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难点。
西固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集中回应了“未签合同先安排进场”的风险与边界。
原因——为何会产生缔约阶段的可归责损失？
法院查明，项目磋商中，一方主动联系施工方，以地下项目施工为由要求对方准备设备及人员进场。
施工方按要求组织5套设备及相关人员进入现场。
其后施工方发现另有施工队已进场施工，经询问得知该项目工程已由其他公司承包，而要求其进场的一方并未取得项目发包或分包权利。
更为关键的是，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要求进场的一方多次催促设备人员到位，并表示后续可“用其公司名义”与发包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对方发现现场已有其他单位施工并提出疑问时，仍作出“这个活一定是你们的”“别担心”等承诺。
此类表述在磋商中足以强化对方对合同即将达成、项目可实际开工的合理信赖，从而促使其作出投入决策。
从法律关系看，建设工程交易链条长、主体多、资质要求严，任何一环信息不对称都可能诱发风险。
如果一方对“是否拥有发包或分包权利”“是否具备签约及组织施工的资格条件”“项目是否已被他人承接”等关键信息隐瞒不报，或以不确定事项作确定性承诺，便可能构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先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正是在此情形下，对受损方信赖利益进行补救的制度安排。
影响——对工程交易秩序与市场主体意味着什么？
其一，判决强调：诚实信用贯穿交易全程，缔约阶段同样不得“先把人设备叫来再说”。
这有助于遏制以“口头承诺+先行进场”转嫁风险、压价议价或占用对方资源的做法，推动形成更加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其二，明确损失范围的现实指向。
案件中主张的运输、进场、存储、设备窝工、人员工资等，均属为准备缔约而发生、且具有可证明性的成本。
司法裁判对“可赔的信赖损失”作出确认，有利于引导企业在磋商阶段保留证据、进行成本核算，也提醒交易相对人：不当行为并非因“合同没签”就可免责。
其三，对行业治理具有提示意义。
建设工程领域长期存在挂靠、借用资质、以他人名义签约等违规风险。
相关承诺若与法律规定、资质管理要求相冲突，既可能引发民事责任，也可能带来行政监管风险。
裁判释放出的信号是：以不规范方式推进项目，并不能成为规避责任的“便利通道”。
对策——如何在“谈合作”阶段把风险降下来？
一是把“关键事实告知”前置。
项目是否已发包、是否具备分包权限、是否具备组织施工的资格条件、预计开工节点与现场条件等，应在沟通初期明确披露。
对外表述宜保持边界，避免将不确定事项包装为确定承诺。
二是把“先合同安排”写进文本。
对确需提前进场勘察、临时驻守、设备试运转等情形，可签署进场协议、意向书或备忘录，明确费用承担、撤场条件、信息真实性承诺、违约与争议解决条款，做到权利义务可追溯。
三是把“证据链”留完整。
聊天记录、通知单、进场清单、运输单据、租赁合同、考勤与工资发放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窝工台班记录等，均是证明信赖利益损失的重要材料。
企业内部也应建立审批流程，避免仅凭口头指令投入重大资源。
四是把“合规审查”制度化。
尤其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应核验对方主体资格、授权链条与项目来源文件，审查是否存在借名签约、超资质承揽等高风险情形，必要时通过第三方查询或书面函证降低信息不对称。
前景——缔约诚信将更被强调，交易成本有望下降 随着民法典框架下诚信原则的持续落地，司法对缔约阶段不当行为的规制将更趋明确：任何以隐瞒重要事实、虚构项目确定性来诱导对方投入的做法，都可能触发缔约过失责任。
对市场而言，这一趋势将倒逼企业提升信息披露和合同前管理水平，促使工程交易从“凭关系、靠口头”向“重证据、重文本、重合规”转变。
长远看，缔约诚信的强化有助于减少无效沟通和资源空转，降低行业整体交易成本。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
西固法院这起判决犹如一记警钟，提醒所有市场主体：从缔约伊始就应恪守诚信，任何投机取巧行为终将付出法律代价。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唯有夯实诚信基石，方能保障市场交易安全高效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