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在外需波动、产业竞争加剧与结构性矛盾叠加的背景下，社会层面的焦虑感与政策层面的紧迫感同步上升。
李在明在专访中将“经济两极分化”界定为当前韩国社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指出不平等逐渐常态化不仅压缩家庭生活空间，也容易诱发更尖锐的社会对立。
这一判断折射出韩国经济治理的重心正在由“增速目标”向“增长质量与分配结构”并重转变。
一是问题：增长动能不足与分配压力相互强化。
近年韩国社会对就业质量、收入分布、资产差距等议题关注度持续走高。
李在明认为，民众生活困难感上升与社会矛盾加剧，与增长停滞带来的机会匮乏密切相关。
当新增岗位与上升通道收窄时，既有差距更容易固化，进而形成“低流动性—高不满度”的循环。
二是原因：结构性因素叠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机会供给”不足。
从结构看，传统优势产业面临全球技术迭代与供应链重塑压力，新兴产业培育周期长、回报不确定，企业投资与创新活动更趋谨慎；从外部看，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与贸易规则变化，增加了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增长不确定性。
李在明强调，“症结在于增长停滞导致机会匮乏”，实际上指向的是生产率提升不足与新增长点形成偏慢之间的矛盾。
三是影响：经济问题向社会与治理领域外溢，公共预期面临再锚定。
增长乏力不仅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也会对社会凝聚力、代际公平感产生冲击。
若不平等固化趋势延续，社会矛盾可能从经济议题扩散至教育、住房、养老等公共政策领域，治理成本上升、改革共识更难形成。
与此同时，企业与资本对未来预期偏谨慎，也会反过来削弱投资与创新，进一步拖累增长。
四是对策：以高新技术投入为抓手，构建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动能。
李在明提出，推动增长不能停留在短期、一次性的刺激，而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在他看来，在多种可选路径中，加大对高新技术领域投入是“当前形势下最切实可行”的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进步带动生产力整体跃升，形成更稳定、更具扩散效应的增长来源。
围绕这一方向，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以研发投入与关键技术突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对单一增长引擎的依赖；其二，通过产业升级带动高质量就业扩容，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支撑；其三，以技术扩散与数字化转型提升中小企业效率，避免创新红利过度集中于少数部门和企业，从而在增长与分配之间形成更良性的互动。
五是前景：科技驱动有望成为中长期增长主轴，但需与社会政策协同推进。
面向未来，韩国若要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保持韧性，需要在创新投入、人才培养、产业生态与监管治理之间形成合力。
高新技术能够提供更高附加值与更强外溢效应，但其回报具有周期性与不均衡性，短期内未必立即转化为广泛的收入改善。
因而，要实现李在明所说“把社会矛盾最小化、为国民重塑希望”的目标，还需要同步推进提升劳动力技能、完善社会保障与促进机会公平等配套政策，使技术进步更快、更广地转化为民生获得感，并增强社会对改革的耐心与支持度。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韩国选择以高新技术破局的发展路径，既是对自身资源禀赋的清醒认知，也是对可持续发展命题的务实回应。
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不仅关乎半岛经济的未来走向，也将为新兴经济体转型升级提供重要观察样本。
正如李在明所言："没有增长就无法解决分配问题"——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韩国正试图用科技创新书写新的平衡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