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学家余淼杰:浙江如何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问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倒逼开放能级再上台阶。当前,全球经贸复苏分化明显,地缘政治扰动不断,贸易规则与技术标准加快更新,企业“走出去”面临成本抬升、合规门槛提高、供应链波动等压力。,浙江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选择,也是稳外贸稳外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何既有基础上把优势转化为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十五五”谋划中的关键命题。 原因——优势禀赋明确,但要用改革打通“要素、制度、主体”三条主线。专家认为,浙江的开放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上:其一,民营经济活跃、市场主体密集,产业配套和创新迭代能力较强,是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其二,开放平台基础扎实,承接国家试点、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径相对成熟,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等为制度创新提供了载体。其三,“开放图强”的文化土壤与浙商网络形成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以人带链、以商带贸”的带动效应较为突出。其四,营商环境改进,数字化治理优势明显,为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了保障。同时也要看到,优势转化需要更高水平的规则对接、更高效率的要素流动和更高质量的产业升级合力推进,推动开放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 影响——以更高能级开放带动产业升级、促进内外循环更顺畅。更做强开放,将带来多方面联动效应:一是促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加速集聚,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二是强化浙江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通过海铁空联运和口岸功能提升,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交付效率,增强对周边区域和全国的辐射带动;三是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与服务并重升级,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四是以更高标准的营商环境稳定预期,增强外资长期深耕意愿,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对策——以制度型开放牵引,打出“要素更畅、规则更接、市场更广”的组合拳。专家建议,浙江可从三上拓展开放新空间、培育开放新动能。 第一,推进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要素层面,围绕资本、人才、技术、数据、能源与中间品等关键要素,提升跨境流动便利性和配置效率,更好服务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制度层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数字经济、服务开放、科教合作、金融服务等优势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同时,高标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深化新一轮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以平台能级提升带动规则、流程与治理方式同步升级。 第二,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与产品差异化协同发力。面对全球需求结构变化,浙江需进一步扩大开放“朋友圈”,在稳住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强与东盟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提升抗风险能力。产品层面,更注重分层分类供给,围绕不同市场的消费能力与偏好,提升“按需定制、以质取胜”的能力,在保持质量稳定基础上提高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推动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拼服务、拼品牌”。 第三,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实现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服务业开放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方向。可结合入境便利化政策,完善文旅服务设施和场景供给,扩大入境旅游消费;在教育、科技、医疗健康、金融等领域,探索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模式,培育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服务贸易增长点。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生态,通过“信用浙江”等建设夯实国际交易信任基础,发挥“数字浙江”优势,推动“数字+外贸”“数字+金融”等模式创新,拓展数字技术在跨境贸易、服务贸易和智慧口岸中的应用,提升监管效能和通关效率。 前景——以战略定力把握主动,在不确定性中增强确定性。总体看,浙江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和改革定力:一上以更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集聚,另一方面以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治理效率。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和产业链再布局的窗口期,率先实现规则对接、平台升级与产业跃迁的地区,更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浙江若能把民营经济活力、平台枢纽优势与数字化能力有效叠加,持续扩大自主开放,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形成一批标志性制度成果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全国更高水平开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开放是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保持战略定力、扩大自主开放的基础上,发挥民营经济、开放平台、人文精神和营商生态等优势,并在要素开放、市场多元化、服务开放诸上持续创新,浙江有望深入巩固和提升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先行地位,为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