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再次回到南京大学，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冬天虽然冷得刺骨，可南大的那股子气息，总让人心里热乎乎的。现在我就想和大伙儿聊聊历史研究的那些事儿。看到这个标题，您可能觉得我在推销什么另类的历史观，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一些平常咱们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儿给挑出来，用另一种眼光重新看看中国史。 咱们都知道，常识这东西是咱们过日子的根基。要是连常识都守不住，那生活可就乱套了。凤凰卫视的梁文道先生不是写过一本《常识》嘛，他当时就是在数落人们忙得顾不上遵守规矩。梁先生是从道德和行为逻辑的角度去讲的。那我换个方向说吧：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历史常识其实早就该让人起疑了。另外，咱们建本土历史观的时候，千万不能总抱着西方的进化论或者阶级论那套东西不放。 中国历史哪有那么简单的等级划分？更多的是那种流品、品度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细微的差别。就说科举制吧，它可不是光让大家去背八股文那么回事儿。那是个把教育、身份分配和地方治理搅和在一起的庞杂系统。咱们现在的想象肯定比不上古人的复杂性。至于那个自治论，也得重新捋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双轨制理论影响确实挺大，可咱们也得看清一个现实：国家对地方的掌控力跟民间的自治权那是一块儿变的。晚清那会儿的经济和行政改革就很说明问题。 这新常识和旧常识啊，其实是在互相碰撞中转化的。我讲的这种“反常识”，并不是要跟谁对着干，而是为了把那些死脑筋、老调子给撬开点儿缝儿，让咱们的思想更鲜活一点。历史研究要是没有这种不断修正的劲儿，就没什么意思了。在人文这块儿地界儿上，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的观点就都应该共存。就像那位叫杜尚的人说的：“品味”这东西没什么好坏之分。我希望大家都能大胆去琢磨那些以前被当成歪理邪说的观点。 就像费孝通先生当年说的那样（作者注：费孝通原文为‘双轨制’），也像梁文道先生关注的那些行为逻辑一样（作者注：梁文道原文为《常识》），甚至像南京大学三十年前那种充满文化气息的老校区氛围一样（作者注：原文为‘老校区’），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开拓思维和启发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