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实现规则统一、要素高效流动，成为各地探索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课题。
当前，跨境服务贸易、数据要素流通、专业服务准入等领域仍存在规则衔接不够精细、区域试点经验转化不足、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不完全匹配等情况，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原因——一方面，全球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塑，数字贸易、绿色低碳、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成为国际规则竞争的重点板块，规则体系更强调透明度、可预期性与可执行性。
另一方面，我国自贸试验区在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改革的同时，客观上也面临地方规则之间协同不足、一些成熟做法复制推广速度不均衡等挑战。
叠加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开放的制度供给需要更强的系统性、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以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影响——权忠光认为，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和高水平开放的“前沿阵地”。
北京、上海浦东等地依托资源禀赋在服务业开放、科技创新、金融改革等方面形成示范效应，对于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供给质量具有带动作用。
若能在关键规则领域实现更高标准、更可落地的对接，将有助于增强规则型、制度型开放能力，推动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跨区域、跨境高效配置，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与韧性。
对策——围绕“对接规则、扩大开放、强化保障”三个层面，权忠光提出针对性建议。
第一，细化规则衔接的实施路径，夯实制度对接基础。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条款、竞争中性等重点议题，推动差异化试点与精准化对接并行。
在规则落地层面，建议依托上海的立法与制度探索优势，围绕数字经济、政府采购、绿色低碳等重点方向开展更具操作性的制度试点，形成可执行、可评估、可复制的地方实施细则，提升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的“精细度”。
同时，以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平台为支点，强化全链条开放的制度安排，建立外资企业权益保障的协同机制，推动政策咨询、办理、执行的对外服务更集中、更透明，确保国民待遇等原则在执行层面“落到末端”。
第二，在重点领域形成开放突破，提升产业开放能级。
权忠光建议，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跨境服务贸易管理安排，稳步扩大电信、医疗、互联网等领域开放试点，并在金融、数字贸易、绿色低碳等领域开展更高强度的压力测试。
围绕数字贸易，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数字贸易创新平台，探索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推动电子签名、数字身份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互认与应用，提升跨境经营便利度。
围绕金融开放，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应用场景，支持跨国公司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围绕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碳定价、环境信息披露等制度标准，推动出口产品碳足迹等规则与国际通行标准衔接，以制度创新带动企业绿色转型与产业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第三，完善配套保障体系，促进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权忠光提出，开放越深入，越需要以法治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提升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
建议建立覆盖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出境等领域的全链条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动态监测与分级响应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同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优化外资准入与通关流程，提高规则透明度与政策可预期性。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竞争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切实维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价值，关键在于以更高标准的规则供给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在更广范围实现可复制、可推广。
随着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未来自贸试验区将更突出规则对接、要素流通与营商环境优化的系统集成，通过“试点—评估—推广”的闭环机制，把可操作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国范围可用的政策工具箱，在开放中塑造新优势、在改革中释放新活力。
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犹如一场静水深流的改革，既需要对接国际规则的胆识，更考验平衡开放与安全的智慧。
权忠光委员的提案将规则衔接的宏观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路径，其提出的"差异化试点+全国推广"模式，或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支点。
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背景下，这种以制度型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不仅关乎自贸区自身发展，更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