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这个诗人，出生在1905年，是浙江杭州人。他有好几个笔名，比如梦鸥、江思这些。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奠基人，还是把世界文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他的文章《诗论零札》写于1944年，里面提到了他对诗歌韵律、内容还有翻译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里说，做诗的材料不管贵贱，关键在于怎么组织起来。像竹子的头和木屑、牛粪这些东西，用得好也能成为诗；而罗绮锦绣、珠宝这些东西用得好也是诗。关键是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把七宝楼台拆了不一定能见到宝贝，关键是搭起来能不能让人驻足观看。 这篇文章还提到，诗的好坏不在于外表，而是在内核。文字难懂却有深意，还是好诗；韵律整齐但内容空洞，就不是诗了。另外，翻译是检验诗歌质量的试金石，而不是过滤器。真正的好诗不管翻译成什么语言都能保持它的价值。好诗自带免疫力，渣滓一翻译就原形毕露。 关于韵律和形式的问题，文章里还提出反对“制服论”，主张每个诗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韵律。每首诗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用固定的韵式来框住它们。韵律不应该只是浮在表面的东西，而应该存在于情绪的抑扬顿挫之中。 文章还把音乐、绘画、舞蹈和诗歌比作情绪的四种表达方式：音乐用音和时间表现情绪；绘画用线条和色彩表现情绪；舞蹈用动作表现情绪；诗歌用文字表现情绪。它们虽然方式不同但都能传达出相同的情绪。 关于翻译方面的观点，文章里提到翻译应该去掉非诗的成分。词藻和铿锵的音韵本身没什么问题，当它们妨碍了诗歌表达的时候就成了累赘。真正的诗人懂得删减繁杂的东西，让内核显露出来。 戴望舒在1905年出生在杭州附近的杭县。少年时期就喜欢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象征派作品。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文学，这也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他走上了现代派诗人的道路。 1932年他去了巴黎旅行。在那里他认识了安德烈·马尔罗、儒勒·苏佩维埃尔、安德烈·布雷东等著名作家还有法国左翼人士瓦扬·古久里。 1933年秋天到1935年春天他去了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文学。在那里他还认识了罗大刚这个同学。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他继续翻译雨果、波德莱尔、阿波里奈尔等作家的散文和诗歌。 1934年夏天他去西班牙考察但失败了。因为被右派学生告密所以学校以违反中立法为由停止了他的学业。 1935年回国之后他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工作过，编辑出版过《现代》《新诗》等刊物。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于西南联大还有复旦大学任教。1950年2月28日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