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葛士达县令：在太行深处留下的治水诗篇。一场远赴太行山的文人之举，源于对清末诗人屠寄《饥民谣》中描绘的景象深感痛心。在这首诗里，晋陕大旱的情景让人触目惊心，粮食价格飞涨，人们连草根树皮都难以获取，三年里无数百姓因此丧生。榆社县虽然相对灾情较轻，但幸存的人口也不到半数。当上海籍的葛士达读到这些凄惨的描述时，他决定将自己余生的仕途投入到太行山深处。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封地就在榆社讲堂镇。商朝灭亡后，他逃到了朝鲜。后来回国时，看到曾经的故乡禾黍离离，箕子忍不住痛哭流涕。葛士达将箕子一生“谏阻—装疯—保土—归国”的经历浓缩成四句诗，既写历史，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说自己要像箕子一样，守护这片残黎百姓。在治理榆社县时，葛士达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浊漳河给当地带来的水患。他沿着河流跋涉三百多里进行勘察后发现，治理工程非常庞大而且费用高昂，根本无从下手。但是他提出了一个“依水性”三步法来解决问题：先疏通魏城以南的河道，让水流顺畅；再在社城以南把河流分成两条支流，减缓湍急的水流速度；最后在河边开辟多条水渠和挖掘低洼水塘蓄水备用。这份数千字的《治漳说》被后人认为是文人治理地方事务最杰出的篇章之一。解放后榆社在浊漳河上修建了双峰水库和堤坝工程，开发了数十万亩滩涂土地，这些举措和葛士达百年前的设想不谋而合。光绪五年期间，“狼食人”的案件频繁发生。当地官府为了驱赶狼群给赏钱给民众鼓励捕杀狼群。葛士达却担心这样做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他通过写祭文、祈求城隍庇佑、招募壮丁等方式操办弓弩毒箭去抓捕狼群并打算消灭它们。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夸张地在驱逐妖怪般举动但也显示出这位文人县令的果决与担当精神。 卸任时葛士达只留下三篇文章作为政绩清单：一份详细记录疏河全程的《浚治城外漳河记》；一篇关于如何把水害转化为水利方案的《治漳说》；还有一篇请求豁免光绪五年民众拖欠的赋税给百姓减轻负担的文书；另外还有一部重修的《榆社县志》，每篇后面都附有考证辨析之言可见其细致入微的匠心。 晚年回到上海后葛士达刻印了六卷《远志斋诗文稿》，《晚清簃诗汇》评价他的文笔气势恢宏如同苏轼的文风同时神思韵味又在欧阳修、曾巩之间变化多端七古诗雄奇奔放五古诗清新峻峭近体诗抒发情怀文章内容丰富多彩不从别人那里借鉴山西与上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这段太行山深处的县令生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今天翻开《治漳说》还能看到浊漳河的浪花诵读他的怀古诗还能听见箕子在禾黍离离的环境中发出的悲叹一个上海文人把理想写进太行山沟壑里把抱负刻进榆社县志百年过去了那片土地已经变成滩涂万顷绿荫千亩而葛士达留在诗稿与方志里的叮咛依旧在提醒着后来者为官一任不是路过而是要把心留在百姓的田埂与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