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韩国高校招生制度近期出现明显变化。2026年初，首尔大学等6所国立重点大学在录取审核中纳入申请人的校园暴力处分记录，部分考生因此未获录取。韩国社会普遍认为，此举意在强化对施暴行为的约束，并向中小学阶段传递“零容忍”信号。但随着结果公布，惩戒边界如何划定、如何兼顾教育矫治与社会公平等问题也随之凸显。 从全球看，校园欺凌并非个别国家的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曾指出，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校园欺凌发生率较高，受害者比例不容忽视。近年多项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校园安全的调查同样显示，排挤、侮辱、网络攻击等现象仍在发生，校园安全治理需要更系统方案。 原因—— 韩国此次以招生为抓手强化惩戒，与一宗曾引发社会震动的案件密切有关。多家媒体报道显示，一名学生长期遭同学霸凌，身心受损并影响学业。尽管校方认定事实并作出处分，但随后围绕处分的行政诉讼与升学结果引发激烈争议，舆论焦点集中在“惩戒是否真正落实”“权力与资源是否影响纠错”等问题。事件还牵涉公共任命，更推动主管部门与高校修订制度，形成以升学后果强化行为约束的政策取向。 此外，韩国教育生态长期面临高度竞争、评价路径相对单一、压力集中等结构性问题。在升学竞争激烈、同伴关系紧张的环境中，部分学生可能将支配或羞辱他人当作获得存在感或情绪宣泄的方式。研究者普遍认为，校园暴力往往不是偶发冲突，而是与家庭教养、学校管理、同伴文化及社会心理环境交织相关。 影响—— 短期来看，将校园暴力处分记录纳入录取审核，显著提高施暴成本，发出清晰信号：校园暴力不再只是校内纪律问题，也可能影响关键人生节点。这个变化或将促使学校在认定、记录与处置环节更为严谨，也有助于学生更清楚理解行为边界。 但从中长期看，仅依靠“升学惩戒”也可能带来新的治理挑战：其一，处分等级如何科学划分，如何区分持续性欺凌与一般同伴冲突，直接关系制度公信力；其二，记录管理、申诉救济与隐私保护如何完善，影响当事学生的合法权益；其三，惩戒力度若强于矫治，问题行为可能转向更隐蔽、更网络化的形态，并带来“贴标签”与二次伤害风险。韩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调查也显示，即便加强纪律与预防措施，校园暴力仍可能反复甚至上升，提示治理不能依赖单一手段。 对策—— 多方观点认为，校园暴力治理需要在“严肃追责”与“系统预防”之间形成闭环。 一是完善分级处置与程序正义。对校园暴力实行分层分类处置，明确证据标准、听证与申诉机制，确保每一条记录经得起核验，使惩戒具有教育意义，而不是情绪化处理。 二是将干预前移到学校日常治理。学校应强化班级管理与心理支持，建立更可及、可信的报告渠道，提升教师识别与预警能力，对群体性排挤、网络围攻等隐性欺凌加强监测与处置，避免“发现了却不敢管、管了却不成体系”。 三是把家庭教育纳入治理链条。有研究指出，施暴行为与家庭暴力环境、教养失当存在相关性。通过家长培训、亲子沟通辅导、家庭风险评估与社区支持等方式改善家庭氛围，有助于降低青少年施暴概率。对受害者家庭，应提供心理援助与法律咨询，帮助其在避免二次伤害的前提下有效维权。 四是强化社会协同与法治支撑。教育部门、公安司法、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与社区组织应形成联动，对严重欺凌依法依规处理，并推动普法教育常态化，提升学生对边界、权利与责任的认知。高校作为人才选拔与培养机构，在把关的同时也可探索配套安排，例如为有处分记录者设置矫治与评估通道，避免简单“一拒了之”带来问题外溢。 前景—— 韩国高校将录取审核与惩戒挂钩，反映出社会对校园安全的迫切需求，也体现出治理从“校内处分”走向“社会后果”的升级。其效果取决于两点：一是处分认定是否规范、透明且可追溯；二是是否同步建立心理干预、行为矫治与家庭支持体系，实现惩戒与修复并重。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韩国校园暴力治理仍将在“高压约束”与“结构性改革”之间寻求平衡，其制度实践也将持续引发地区间的比较与讨论。
当韩国以刚性制度划出道德红线时，更值得追问教育的根本使命；校园暴力防治既是法律议题，也是社会文明的考题——它检验着我们能否在惩戒与教化、个体责任与集体担当之间找到平衡。正如教育学家杜威所言：“学校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唯有家庭、学校与司法等形成育人合力，才能让每个孩子远离暴力阴影，在更安全的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