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钱钟书在小说《围城》里，把汪处厚这个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汪处厚因为原配刚死，正想娶个漂亮续弦。钱钟书在书里写道，那位原配正巧在这个时候“凑趣地死了”，让他顺理成章地迎娶美丽的续弦夫人。这个例子其实反映了一种心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有时候会对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感到嫌弃，想换一个更年轻漂亮的人。钱钟书虽然是讽刺这种行为，但他的描写实在太贴切了，后来就被大家拿出来和“升官发财”并列，变成了民间调侃的“三大喜”之一。这种说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离婚需要支付赡养费，重婚要开销两处家庭，而死老婆虽然要办丧事、花钱，但能收礼金，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从东汉开始就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这不仅是写在史书里的美德，也是衡量一个人品行的标尺。如果男人飞黄腾达后嫌弃陪伴自己吃苦的妻子，想换一个年轻漂亮的人，这就被视为忘恩负义、陈世美那样的行为。但是如果老婆自己死了，男人就可以体面地办丧事、写诗哀悼、哭得情真意切，最后顺理成章地续弦。 刘秀刚打下江山的时候，想给他的姐姐湖阳公主找个好归宿。公主看中了宋弘这个大臣，人品端正又长得帅。可是宋弘已经娶了老婆。刘秀就把宋弘召进宫试探：“俗话说‘贵易交，富易妻’，这不算过分吧？”这句话暗示着发达了就该换朋友、有钱了就该换老婆。宋弘听了跪下回答：“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一听就知道没戏了，回头对公主说：“事不谐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种“富了就该换老婆”的观念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存在了。它不是宋弘发明的，而是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的风气。真正让原配“消失”的念头从两千年前就有了。“升官发财死老婆”这句话听起来刺耳，但它确实反映了人性的黑暗面。 婚姻在传统社会里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一套资源配置，是一场人生投资。男人年轻时需要一个能吃苦、操持家务的女人；等他熬出头了，就需要一个能拿得出手、配得上身份的女人。原配在这个新的坐标系里就成了尴尬的存在。她不是不好，她是“不合适”了。但道德和舆论束缚着男人，他不能主动把人换掉。于是这个最省事的结局就成了一些人心里默念的选项。刘秀当年问宋弘的那句话其实问出了人性里最真实的一面：“富易妻，人情乎？”有钱了换老婆不就是人之常情吗？宋弘的回答用道德压住了人性，但压得住的东西并不代表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