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基层干部明知形式主义有害却难以拒绝”的现象，近期中央通报的典型案例再次把“被动表演”拉到公众视野。通报显示，个别部门在考核引资、统计排名等工作中，明知底数不实、数据虚高，仍以硬性递增指标和高频通报层层施压。基层为完成任务被迫逐级分解、凑数应付，甚至出现要求企业提供虚假材料、代填数据等问题。这表明，形式主义并非简单的基层“懒政”“应付”，而是一些不科学目标与不合理机制叠加后，迫使基层进入“做给上面看”的轨道。问题在于，部分地方治理中出现以材料代替实绩、以数字替代实际的倾向。一些工作目标脱离地区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任务下达缺少充分调研与论证；一些考核过度强调“可量化、可排名、可通报”，导致基层把主要精力用在填表报数、迎检备查；一些部门把“落实”简单等同于“加码”，以频繁排名通报制造紧迫感，把压力一层层传导到末端，基层只能按既定节奏完成“规定动作”，在程序合规与数据好看之间被动选择后者。原因需要从压力传导与政绩逻辑中寻找。一是政绩观出现偏差。少数地方把阶段性显绩当作真实成效，偏好短平快、看得见的“数据增长”，忽视质量效益与群众获得感，形成“报表好看就算完成任务”的隐性导向。二是考核评价过度依赖单一指标。一些领域用简单指标统揽复杂工作，以“逐年递增”“必须达标”替代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客观上诱发虚报瞒报与统计失真。三是容错纠错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基层干部即便掌握真实情况，也担心提出异议被贴上“不担当”“不执行”的标签，在缺少制度性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少惹麻烦”的顺从路径。四是监督问责偏向末端。一些地方对指标设置、规则制定等前端环节缺少有效纠偏，却在结果环节对基层“倒查追责”，继续加剧了“宁可造数据、不能掉排名”的扭曲心态。影响是多重且深远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基层治理资源被无效消耗：干部大量时间用于材料、台账、报表和迎检，走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被挤占，公共服务效率随之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据失真会误导决策，形成“虚假繁荣”的信息回路，上级难以及时掌握真实情况，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实际需求。长远来看，形式主义侵蚀实事求是的作风，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削弱治理体系的韧性与效能。对策重在从源头治理、系统纠偏，让“减负”真正落地。首先，把树牢正确政绩观作为根本，明确政绩为谁而树、为谁而干，推动各级把群众满意度、发展质量、风险防控和可持续能力纳入重要评价维度，减少对“数字冲刺”的依赖。其次，任务目标设定要回到调查研究与科学论证，做到因地制宜、留有弹性，坚决防止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简单化“层层加码”；对确需推进的重点工作，应明确边界与口径，减少重复填报、反复要数。再次，优化考核方式与评价体系，减少单纯排名通报和机械比较，更多采用综合评估、抽样核验、过程性评价，强化对质量效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情况的考量，既看显绩也看潜绩。同时，要畅通真实情况反馈渠道，完善保护机制，让敢讲真话、敢报实情者有底气、有依靠；对逼迫造假、以考核之名行加压之实的行为，应把板子打在责任链条前端和关键环节，形成纠偏合力。对基层而言，也要强化底线意识与法治观念，守住数据真实、程序合规的红线，把重心回归到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实效上来。展望未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关键在于把“减负”从口号变成制度安排，把治理重心从“看得见的材料”转向“摸得着的成效”。随着通报曝光、监督问责与制度建设持续推进，若能在目标设置、考核评价、数据治理、反馈保护等形成闭环，基层“被动表演”的空间将进一步收缩，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会得到更好激发。更重要的是，真实数据与真实问题能够顺畅上达，下情上达、上策下行将更精准，推动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更贴近民生需求，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端正发展观念、构建尊重规律的治理生态，是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顽疾的根本之道。只有上下联动、标本兼治，才能让基层干部真正从“数字压力”和“表演焦虑”中解放出来，激发干事创业的初心与活力。当基层干部能够把才智和精力投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实绩中，而不是被迫在形式主义的泥潭里耗费心力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