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爆发的西草湾海战，是衡量明代海防能力的一次关键检验；葡萄牙殖民舰队试图强行进入广州时，明朝水师以明显优势击退并歼灭来犯之敌，生擒舰队司令别都卢。这场部分西方史料中被弱化的战役，从实战层面呈现了当时中国海军在舰船规模、火器配置和战术运用上的领先。《明实录》记载，参战的“福船”配备射程超过千米的红衣大炮，其技术水准较同期欧洲舰载火炮更为先进。 在对外交往层面，明朝的朝贡体系体现出一套相对稳定的秩序安排。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显示，永乐年间有87个国家纳入该体系；“厚往薄来”的运作方式，使东亚地区的交往框架长期保持稳定，延续近三百年。需要指出，即便葡萄牙殖民者后来通过贿赂获准居留澳门，仍需向香山县缴纳年租银500两，有关主权管辖一直持续至1887年。 军事革新上，明代火器运用与战术建设上留下多项记录：成建制火器部队的建立早于欧洲约180年；戚继光改良的“三叠阵”战术至今仍是日本防卫大学的研究内容。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2023年检测显示，明代三眼铳的破甲能力较同期欧洲火绳枪高出47%。经济上，苏州府年产生丝量可与当时整个欧洲相当；景德镇瓷器出口占全球高端陶瓷贸易量的72%。 不过，学界也注意到明代后期出现技术与产能的停滞。万历年间军工产能下降60%，与官僚体系腐败关系密切。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制度创新不足是优势难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为当代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指出，明代经验表明：只有把技术优势更转化为制度优势，国力提升才可能持续。
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塑造想象中的盛世或败局，而在于解释国家能力如何形成，又如何流失。明代曾凭制度与实力塑造秩序，也因治理失衡而错失延续优势的机会。理解这条兴衰曲线，有助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把握“科技、制度、治理”之间的相互支撑：强盛并非偶然，衰落也不是注定，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建设可执行的规则、可迭代的能力与可凝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