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如何更可持续。随着城市更新与人口流动加快，传统社区治理遇到新挑战：一方面，居民对安全、环境、便民服务等“刚性需求”更细致、更具体；另一方面，新兴群体与多元兴趣不断涌现，社区参与也从“被动配合”走向“主动表达”。如何让治理既能解决现实问题，又能激发内生动力，成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 原因——需求与兴趣并存，呼唤更具弹性的治理机制。南京东路街道位于城市核心区，商圈密集、人口结构多元，既有长期居住的老居民，也有新租住的青年群体和大量从业人员。结构多样，诉求也更复杂，单一治理手段难以覆盖所有场景。基于此，街道探索以“自治项目”回应社区具体问题、以“星伙伴计划”等社群机制培育兴趣力量的“双轨培育”路径：一条轨道立足居民区的现实痛点，推进项目化自治；另一条轨道面向兴趣社群成长，提供空间、平台与资源，让“热爱”转化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 影响——从“活动参与”到“共同创造”，社区共同体更加紧密。街道支持与引导下，一些从兴趣出发的社群逐步走向公共服务。青年群体在桌游工作坊中把创意落地为产品，也带动法律工作者思考普法形式创新，让“好玩、可参与”的公共传播进入社区场景。另外，“零距离家园”星伙伴计划以相对组织化的方式凝聚分散的社会力量，吸引戏剧、设计、阅读等多个社群形成稳定运行机制，在主理人带动下开展常态化活动。老牌民间剧社长期缺少固定排练与展示空间的问题缓解后，又通过面向社区招募“素人演员”，促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群的交流协作，并以沉浸式演出扩大文化参与面，逐步形成“街道支持—社群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 更具示范意义的是“融合”效应开始显现。以定兴居民区有关自治项目为例，通过面向家庭与商户的主题活动，把社区生活与街区资源衔接起来：孩子参与义卖与阅读分享，商户与居民在互动中增进理解，传统意义上的边界逐渐淡化。活动后，有商户主动提出为特定群体提供优惠服务，居民消费也更倾向“熟悉的邻居店”，商居关系从单纯交易延伸为互助支持。治理层面，街道通过“链接”机制把不同群体纳入共同议题：在安全治理上，组织老居民、新租客青年与商铺经营者共同参与的巡逻力量；在文化记忆保护上，推动多方共建“记忆小组”，让本土经验与新兴表达相互补充，增强社区认同。 对策——以制度化供给托举自治，以资源型服务激活参与。南京东路街道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要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能，关键在于“让居民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做法主要体现在三上：一是项目化推进自治。围绕社区具体问题，通过自治项目引导居民提出议题、协商路径、共同行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协同能力。二是平台化培育社群。依托“共享服务空间”等载体，为社群提供可获得的活动空间与展示机会，降低参与门槛，提升组织稳定性。三是机制化激励与认可。通过“同盟卡”等方式，为社群主理人与志愿者提供清晰可见的身份认同与相应支持，推动从“参加一次活动”转向“长期主理、持续服务”。 从实践数据看，过去一年街道在多个居民区推动一批自治项目落地，开展活动数百场，直接服务与间接惠及人群的覆盖面持续扩大，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新骨干力量增长明显。更重要的变化体现在日常细节：公共事务讨论更频繁、参与更主动，邻里互动更紧密，社区“当家感”逐步形成。这说明，当治理从单向管理转向共同参与，社区更容易形成稳定的自我修复与自我更新能力。 前景——以“耐心治理”培育长期韧性，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落到实处。社区治理不是短期工程，尤其在多元主体共存的城市核心区，更需要用制度化框架把准方向，也要留出弹性空间容纳创新。南京东路街道相关负责人提出要“克制插手冲动”，反映了以规则与服务替代直接包办的治理思路。未来，随着更多社群成长为可持续的公共参与力量，“自治项目”有望在社区安全、公共空间维护、老龄友好服务、青少年成长支持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的工作链条；“兴趣社群”也可成为连接社会资源、提升城市文化活力的重要抓手。如何继续完善议题收集、协商机制、资源统筹与评估反馈，将决定“双轨培育”能否从经验探索走向更稳定的制度成果。
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不是管理者把事情管得更“快”，而是让社区自身更好地生长。南京东路街道的实践启示我们：当治理者愿意倾听、善于识别并提供支持，当每位居民都能找到参与的入口，当商户、居民、单位在共同事务中建立连接，社区就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管理的对象，而会成为能够自我运转、持续焕新的共同体。这样的社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长大”，在自我完善中适应时代需求，在自我组织中增强凝聚力。这也正是基层治理创新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