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超大城市如何“稳供给”与“促振兴”并行推进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呈现“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特征：市域广阔、乡村空间占比较高，乡村常住人口规模大；随着人口集聚、消费升级、要素加速流动，超大城市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乡村产业转型、生态环境约束等问题叠加，使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守住底线，也要提升质量与效率。如何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成都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原因——资源约束与需求升级倒逼农业农村系统性重塑 一上，耕地保护压力、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传统生产方式效益偏低，决定了必须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发力，提升单产和效率，才能增强稳产保供的韧性。另一方面，城市消费市场对优质化、多样化、品牌化农产品需求增长，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向生产、加工、流通、服务一体化延伸。同时，推进碳减排与面源污染治理、提升农村生活品质、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也要求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牵引，构建更匹配新阶段的新体系。 影响——以“稳面积、提单产”和多元供给夯实“天府粮仓”支撑 粮食生产上，成都以稳面积、提单产为主攻方向，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体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提升农机化水平，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增强。发布会信息显示，成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51.77万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7%，并提出到2025年实现粮食播面、产量、亩均单产“三量齐增”的目标导向。 在重要农产品供给上，成都实施“菜篮子”强基工程，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以更稳定的供给能力对冲市场波动风险，增强超大城市生活必需品保障能力。这个布局既关系到民生“底盘”，也为城市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强支撑。 对策——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治理创新推动“强链”“增值”“提质” 一是以科技化智慧型为牵引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成都高效运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集聚部省级涉农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团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有关信息显示，成都溯源技术、种植智能辅助决策诸上形成一批可推广成果，并建成省级综合性种质资源中心库，探索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缩短育种周期。这类平台化、体系化创新，有利于提升关键环节自主能力，推动农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二是以绿色化生态型为底色塑造可持续竞争力。成都农村人居环境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持续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5%，畜禽粪污、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稳定90%和98%以上。通过生产端减量增效、生活端整治提升，推动乡村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都市圈外围生态屏障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以职业化专业型夯实人才支撑与组织能力。都市现代农业对新型经营主体、职业农民、专业服务组织依赖度更高。成都探索培养乡村运营人才，推动乡村产业从“有资源”向“会经营”转变，为乡村可持续发展补齐能力短板。 四是以融合化功能型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成都通过村村抱团、村企共营等机制创新，激活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协同潜力，涌现出一批强村典型。发布会信息显示，成都计划到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77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6∶1。随着城乡融合改革深化，公共服务均衡、产业链延伸、就业创业拓展将继续增强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 前景——在一体推进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超大城市样本 下一步，成都提出推进“强县活镇、兴村美乡、立产优业、惠农富民”一体发展，目标是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从趋势看，超大城市周边农业的定位正在从“保供基地”向“保供+生态+休闲+消费场景”复合功能升级。随着科技创新加速扩散、农业全产业链完善、城乡融合制度供给增强，成都有望在粮食安全、绿色发展、乡村治理、产业增值等上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为同类城市提供借鉴。
农业农村发展的成效体现在治理能力和质量提升上。成都的实践表明，超大城市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只有守住安全红线、强化科技支撑、深化城乡融合，才能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