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复合型外部风险叠加，挑战呈现联动化、体系化特征。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主要体现为三类风险叠加：一是地缘政治与军事风险周边更趋突出，海上潜在摩擦点增多；二是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更耦合，科技限制、贸易摩擦与产业链调整相互强化；三是非传统安全风险加快外溢，网络攻击、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威胁以及海外利益保护压力同步上升。 原因——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区机制承压与技术变革加速共同作用。其一，外部力量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的介入增强——联盟协调与前沿部署叠加——误判风险上升。其二，部分热点问题受国内政治与选举周期影响，立场波动与政策激化倾向增加，地区安全操作更偏短期化。其三，新一轮科技变革重塑安全边界，网络空间与数据要素成为竞争前沿，安全态势可能由单点冲突转向更强的系统性对抗。其四，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保护主义与“去风险”倾向抬头，经贸议题更容易被政治化、安全化。 影响——周边安全压力向经贸与预期传导，外部冲击或呈多点并发。报告将台海方向列为首要风险，认为特定时间窗口内紧张态势更易被放大；若东海、台海、南海出现“联动共振”，将对周边安全环境形成系统性压力。东北亚层面，中日关系面临更多变量，双边摩擦可能由可控争议向结构性对立演进，进而影响地区稳定。南海上，涉及的纪念节点与地区议程叠加，海上对抗风险上升，处置不当可能冲击中国与东盟整体经贸合作氛围。欧亚方向，俄乌冲突处于关键过渡期，无论停火推进还是冲突升级，都可能影响大国战略资源配置，并以不同路径加大对华外部压力。朝鲜半岛因突发性与外溢性被认为具有较强“黑天鹅”属性，一旦出现重大变动，将显著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 经济金融与产业链层面，报告认为科技竞争正由阶段性摩擦转向制度化约束。若外部对关键技术与高端制造环节限制进一步加码，将压缩产业合作空间并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同时，全球金融风险因子累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资产价格波动以及个别市场信心变化，可能扰动外贸结算、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政策空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国家围绕贸易顺差与产业竞争塑造新的舆论叙事，保护主义情绪反弹或扩大经贸摩擦范围；中欧关系亦面临结构性压力，绿色产业等领域的规则竞争与调查争端可能更为突出，欧洲部分国家政局变化也可能收窄合作空间。 非传统安全上，报告强调网络空间风险上升。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网络攻击门槛降低、手法更具协同性，金融、能源、交通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将面临更大压力。报告同时提示量子技术潜突破可能带来加密安全挑战，一旦主流加密体系受冲击，高度数字化场景下的数据安全与金融稳定风险将上升。海外利益保护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局势波动，恐怖主义与社会治安风险交织，项目、人员与供应链安全管理难度加大。 对策——以底线思维与系统治理推进安全与发展。报告提示需修正过往部分认知偏差：避免高估单一政策工具的冲击、低估市场多元化与产业韧性；避免对个别国家政策“务实转向”抱有不切实际预期；对地缘冲突走向与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保持审慎评估。面向2026年，建议从五方面提升应对能力：一是强化周边危机管控与海空联络机制，增进沟通、减少误判，提高突发事件处置效率；二是以规则对接和务实合作稳固与周边及主要经济体的经贸纽带，推进市场多元化与供应链韧性建设；三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替代方案储备，完善产业链安全评估与合规体系；四是提升金融风险预警与跨境风险应对能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与预期管理；五是系统强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同时完善海外利益保护的风险评估、应急响应和属地协同机制。 前景——不确定性仍将延续，但可控程度取决于战略定力与治理能力。报告认为，2026年国际格局调整可能进一步加速，风险将呈多点并发并相互传导。若各方保持克制、推动对话并强化地区机制作用，部分风险有望降温；反之，若零和思维上升、阵营对抗加剧，摩擦升级概率将提高。总体看，中国需要在扩大开放合作与守住安全底线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更具确定性的举措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2026年的外部安全形势将更为复杂，但复杂局面也意味着仍有理性应对的空间。报告为政策制定者和战略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风险评估框架——有助于在看清挑战的同时——避免过度恐慌或盲目乐观。面对多维度、多层次的安全挑战，需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与理性判断，兼顾安全与发展，在应对风险中提升韧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