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中，土地权属、征地补偿、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纠纷点多面广，既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稳定。
部分矛盾因证据缺失、程序不清、沟通不畅而久拖不决，容易在情绪累积中升级扩散。
与此同时，一些偏远村组法律服务资源相对薄弱，群众遇事“找谁问、怎么走程序、如何依法维权”并不清晰，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曾是现实难题。
原因——一方面，基层法律需求呈现高频化、碎片化特点，单靠集中式普法或偶发性咨询难以满足；另一方面，乡村熟人社会中矛盾往往交织着情理与利益，若缺乏专业中立的法治引导，容易陷入“讲不清理、算不明账、走不通路”的困境。
此外，村级干部和群众自治力量在合同审核、村务规范、纠纷处置方面的法治能力参差不齐，导致部分问题在源头预防、过程处置、结果闭环上存在短板。
影响——针对上述堵点，利川将“律师进村”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推动法律服务从“群众上门”转向“服务下沉”。
在主城区人口密集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为居民提供稳定的咨询渠道，让群众在家门口获得清晰、可操作的法律指引；在乡村地区，律师通过定期驻点、巡回走访、入户宣讲等方式，把法律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院坝火炉边，增强群众依法办事的预期和信心。
以一桩多年未解的征地补偿纠纷为例，由于年代久远、签字记忆模糊、证据材料缺失，当事双方长期各执一词。
律师介入后，多次上门释法明理，结合现实情况讲清权利边界与维权路径，引导当事人回到法定程序框架内解决诉求，既化解了纠纷，也避免矛盾持续发酵。
统计显示，2025年利川律师进村2000余次，提供法律咨询1000余人次，审查合同130余份，代写法律文书96份；参与和直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3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7%。
这组数据折射出法律服务对纠纷“降温”、对治理“稳底”的现实效能。
对策——利川在完善供给的同时，更注重增强基层“自我造血”能力，探索“1+N”（1名法律顾问结对N名乡村法律明白人）模式，形成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协同的工作机制：律师以案例剖析、新法解读、实务培训等方式，把规则讲透、把程序讲清，指导村（社区）干部和“法律明白人”在矛盾处置、合同审查、村务管理中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体，推出电话预约、上门服务等便民举措，降低获得法律服务的门槛；在纠纷易发领域，结合“小院说事”“律师面对面”等形式以案释法，推动“发现得早、介入得快、处置得稳”。
目前，利川已实现305个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分层级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4280名，基层法治队伍不断壮大，治理触角更细、更密、更常态。
前景——从更长周期看，“律师进村”不仅是提供咨询与调解的便民举措，更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随着法律顾问制度、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和本土法治力量协同运转，基层矛盾有望更多在村域内依法就地化解，村务管理将更趋规范透明，群众依法维权渠道更加清晰顺畅。
下一步，若能进一步强化对重点纠纷类型的风险研判与源头预防，完善典型案例指引与培训体系，推动数据化台账管理与服务评估机制落地，基层法治服务的精准度、可持续性与覆盖面将持续提升，为乡村振兴和社会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法治支撑。
利川市"律师进村"工作的深入推进，反映了新时代基层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探索。
通过将专业法律服务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现实法律需求，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扎根乡土、服务本土的法治生力军，实现了从外部法治供给向内生法治能力的转变。
这种做法充分表明，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不是律师有多忙，而是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有多强、自我依法维权能力有多高。
随着这一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必将为湖北支点建设战略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为全国基层法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