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纠纷多发易发，既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也影响乡村社会秩序与基层治理效能。
相邻权、财产损害、土地承包等纠纷往往发生在熟人社会，牵连面广、情绪性强，若仅以判决“一裁了之”，容易出现“案结而事未了”“判了却更结怨”的情况，进而形成新的对立与反复诉累。
如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争端解决在一线，成为基层司法实践的现实课题。
原因：一是纠纷事实往往藏在现场。
排水管高低、边界走向、房屋损害程度等细节，单靠当事人口头陈述和纸面材料难以还原，信息不对称导致误解叠加。
二是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复杂，许多矛盾并非单点冲突，而是积怨与情绪的集中爆发，法律条文虽能明确权利义务，却未必能同步修复关系。
三是部分当事人法治意识与协商能力不足，遇事先争气、后争理，既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也缺少专业释法的耐心引导，矛盾容易被放大。
四是基层治理资源分散，单一主体难以兼顾法律判断、情绪疏导与后续执行，客观上需要形成合力。
影响：张阳阳的做法折射出基层司法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呈现出“到现场、见当事人、明细节”的办案规律。
她常在清晨梳理案卷、白天入村入户、傍晚回访核实，通过走访调查把事实链条补齐，把争议焦点压缩到可解、可判、可执行的范围。
在一起相邻关系纠纷中，她携卷尺到现场丈量，依据准确数据提出调解方案，使僵持数月的争执得以化解。
类似实践减少了当事人奔波成本，提升裁判与调解的可接受度，也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序中感受到公平与效率。
更重要的是，通过把“解纷”与“修复关系”并重，减少了“赢了官司、丢了邻里”的后遗症，为基层社会稳定提供了更持久的支撑。
对策：在具体路径上，张阳阳强调把解纷阵地前移，把资源向基层末梢倾斜。
其一，坚持实地调查核实。
对财产损害、相邻权等案件，优先到现场勘验并留存影像资料，以事实清楚为前提开展释法说理，避免“口说无凭”的拉扯。
其二，注重把调解做在庭前、做在关键节点。
她认为“下判不难，难在事了”，因此在矛盾尖锐、情绪对抗时，及时组织面对面沟通，分别从法律责任、经济利害与长远关系入手，引导当事人理性回到规则框架内。
其三，构建多元协同解纷网络。
针对熟人社会纠纷，她主动联动村支书、网格员、派出所民警以及德高望重的乡贤等，形成“懂法理的人讲规则、懂乡情的人讲情理”的协同机制。
在一起房屋争议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中，她邀请村干部共同参与，一方面借助其威信疏导情绪、打开沟通渠道，另一方面由法官讲清责任边界与成本收益，促成当事人当场履行修缮费用，实现纠纷实质化解。
其四，强化程序温度与司法公信。
通过上门核实、回访安抚、用通俗语言解释裁判理由，让群众理解法律为何如此、结果如何落地，减少误解与对立。
前景：从更大范围看，基层纠纷化解正从“单一裁判”向“综合治理”转变。
随着乡村振兴推进、农村产权关系与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涉邻里、涉土地、涉财产的纠纷仍将长期存在。
推动更多纠纷在基层就地解决，需要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制支撑：一方面，持续完善“法庭+网格+乡镇治理”的协同链条，明确联动主体、流程规则与信息共享方式；另一方面，加强普法与风险预警，把释法说理延伸到渔港、集市、村居等日常场景，提升群众依法协商、依法维权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基层法院实地调查、调解技巧与心理疏导能力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可以预见，随着多元解纷体系更加成熟，“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目标将拥有更坚实的司法支撑。
当法槌敲响在渔港码头，当调解协议签定于农家小院，法治中国的宏大叙事就这样具象为一个个有温度的司法实践。
张阳阳们用沾满泥土的制服和浸透汗水的卷尺诠释着：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
在这条司法为民的赶考路上，每解一道民生难题，都是法治信仰的生动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