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文学与史学相辅相成、相互激发，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基础。
然而，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文史两个领域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这种学科分化在推进学术精细化的同时，也无意中造成了理论认识上的割裂。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学科分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在涉及文学与史学交叉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两个学科未能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机制。
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先行结构，其系统性的理论贡献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
这导致一些本应在文史融通基础上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而因为学科视角的局限而陷入认识困境。
以中国叙事理论的研究为例，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关于"中国叙事学"的广泛讨论。
学者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传统，逐步认识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形态。
然而，在这一阶段，史学界对于"中国叙事学"问题的理论贡献却长期被忽视。
从文体学角度观察，中国古代的叙事文类以历史叙事为中心。
由于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相互交叉，"叙事"这一概念在史学领域完成理论化后，逐渐向文章学领域渗透。
至迟在宋代，秦观、真德秀等学者已经将"叙事"作为一种文类进行论述，但其理论指向仍然指向史学著述。
这充分说明，"叙事"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源，而中国古代"叙事"的存在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超越体裁的文类"。
对于这类跨越文类边界的理论研究，单一学科的资源和视角显然无法提供完整的解答。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对"叙事"的系统阐释，构成了"叙事"理论在中国生成的本源。
从理论生成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叙事"概念始终以"事"为根本，即把内容的真实性表达作为叙事的根本要务。
这种"实录"精神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学术研究表明，最迟在北宋初年，中国传统文言小说观中已经形成了把"小说"视为"正史以外的野史、传说"的主流认识。
正因如此，人们往往用"史"的实录精神来规范"小说"的创作实践。
这种理论关系的形成，源于史学批评和散文批评的实录理论。
类似的案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并不鲜见，只是由于文学与史学的学科划分，在推进研究精细化的同时，人为地造成了同一理论问题上的认知壁垒。
如果在研究中国"叙事"理论起源时，能够充分观照作为文学批评"前置结构"的史学批评资源，就会发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萌芽可以向前推溯至魏晋时期，甚至更早的历史阶段。
经由史学批评的加入，中国叙事学的理论阐释可以获得更加完整的形态和更加丰富的资料支撑。
文史关系是中国悠久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
早在清中期，章学诚及其著作《文史通义》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叙事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问题，虽然与章学诚所论的文史关系在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上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应当明确：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关系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不能超越一般的文史关系。
换言之，不能脱离整体的文史关系而孤立地讨论中国叙事的经验和理论，这需要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双向互动与深度合作。
专家指出，不同学科之间既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既然是不同的学科，则自然各有其特点和独立性。
因此，在推进文史融通的过程中，既不能忽略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彻底消除不同学科的边界。
这要求不同学科既要了解并尊重其他学科的传统、术语和最新研究成果，又要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和学术独立性。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学科的深度交融已超越单纯的学术方法革新，更关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正如青铜器的纹饰需要整体观察才能理解其象征体系，中国叙事理论的瑰宝也亟待打破学科镜框的束缚，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重现其完整光芒。
这场跨越世纪的学术对话，或将重新定义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