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技术援助下，新中国核地质事业起步。彼时，放射性探测对我国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苏联专家手把手教我们操作盖革计数器，仪器上的俄文刻度还得一个个翻译。”一位老专家回忆。这支年轻队伍在三年内完成20余省矿点普查，发现多处铀矿床，为“两弹一星”工程提供了关键原料支撑。1960年苏联单上终止合作，成为重要转折。外方不仅撤走全部专家，还停止供应伽马能谱仪等核心设备。档案显示，当时全国铀矿勘探项目面临约70%仪器停摆的风险。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勘探队一度因缺少防护装备，只能用铅板手工制作检测装置。这次“卡脖子”的压力让科研人员更清楚地认识到：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向封锁，国家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北京地质仪器厂于1962年成功仿制首台国产辐射仪，灵敏度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老专家还提到1963年研制成功的车载钻探平台：“我们在甘肃戈壁连续干了98天，用算盘计算岩层数据，最终把钻进效率提高了3倍。”这些突破为1964年原子弹试验如期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成就背后也有沉重代价。文中提到的国万普同志遇难并非个案——统计显示，1955—1965年间，全国地质系统因公殉职人员达217人，超过60%死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在黑瞎子沟的山洪里，老国用生命为我们标出了危险水位线。”老专家语气低沉，“现在新一代勘探队员用的安全手册里，还保留着他留下的水文数据。”如今，我国铀矿勘探能力已处于世界前列，自主研发的航空物探技术可探测地下500米矿体。但老一辈认为，比技术更需要接续的是精神。82岁的张工程师至今仍定期为青年技术人员授课：“当年我们睡帐篷、啃窝头，现在条件好了，但攻坚克难的劲不能丢。”中国核工业集团数据显示，近五年新入职地质专业毕业生中，主动申请边疆项目的比例持续保持在35%以上。
从起步学习到自主突破，从深山跋涉到体系成型，我国核地质事业的每一步都凝结着一代人的担当与牺牲。回望这段历史，不只是对逝去战友的追思，更是在提醒我们：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安全理念贯穿勘查全流程，把对一线人员及其家庭的保障做细做实，才能让这条支撑国家战略的“资源道路”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