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侵犯财产犯罪总体态势趋缓，但诈骗犯罪逆势上扬、风险突出。最高人民法院26日通报，2021年至2025年人民法院新收一审侵犯财产犯罪案件127.3万件，审结127.1万件。涉及的负责人介绍，五年来此类案件数量呈现疫情期间明显下降、疫情后回升、随后逐步回落的波动轨迹；若将时间拉长，近十年收案量总体下降趋势更为清晰。然而——与整体回落形成对比的是——诈骗犯罪长期位居人民法院新收刑事案件前五位，并一审收案数量上明显增长、持续处于高位：2021年至2025年间，收案数从阶段性低点震荡回升至9万件以上，五年最高与最低年份相比增幅超过八成。在电信网络高度普及的背景下，诈骗犯罪已成为影响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的突出风险之一。 原因——“传统套路”叠加“技术加持”，黑灰产工具化推动犯罪低成本扩张。当前诈骗犯罪呈现两条并行趋势：一上，虚假投资理财、虚假购物销售、冒充客服等类型仍然高发，作案链条相对成熟，受害群体覆盖面广。另一方面，犯罪手段加速向技术化、隐蔽化演进，围绕身份伪装、信息篡改、场景仿真等环节持续翻新“话术”和流程，一些新技术被嵌入诈骗场景，降低伪装门槛、增强迷惑性。更需警惕的是，诈骗产业链上下游分工更细：借助“引流脚本”“推广工具”等黑产手段批量传播与筛选，再通过虚假宣传、利益诱惑、情感操控等方式触达潜受害人，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广撒网”的围猎模式，导致侦查取证、资金追缴和风险阻断难度上升。 影响——隐蔽性更强、得逞率更高，带来司法适用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挑战。诈骗活动在网络空间跨地域、跨平台扩散，资金转移快、分散度高，常伴随快速“洗白”、层层转账等操作，侵害群众财产权益并扰乱市场秩序。另外，诈骗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边界更为复杂：部分案件呈现“披着民事外衣”的欺骗交易，增加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难度；不同罪名之间竞合交织，也对统一裁判尺度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关联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数量持续增长，并呈现团伙化、链条化、产业化特征，上游犯罪结构由以盗窃为主逐步转向以诈骗、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为主，对上下游犯罪的定性、量刑以及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带来更直接影响。 对策——完善规则供给，强化“宽严相济”与“追赃挽损”，形成打击治理合力。针对新情况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已起草《关于审理诈骗刑事案件的意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拟适时发布。该意见旨在指导全国法院办理诈骗犯罪案件时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明确打击重点，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犯罪、此罪与彼罪；同时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尽最大可能做好追赃挽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洗钱变现”环节持续保持高压。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28.6万件，审结28.5万件，体现依法从严惩治的导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审理规则更细化，将有助于在事实认定、证据标准、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涉案财物处置诸上形成更统一、更可预期的裁判尺度，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产业链犯罪提供更坚实的司法支撑。 前景——法治轨道上提升治理效能，推动“技术对技术、协同对协同”。从趋势看，诈骗犯罪的技术化与产业化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延续，犯罪手段将随通信工具、支付方式、内容平台迭代而不断变形。应对这个挑战，需要以司法规则完善为牵引，推动执法司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平台企业、金融机构等在信息共享、风险预警、资金止付与快速处置上建立更紧密的协同机制，提升对引流、推广、账号交易、资金中转等关键节点的治理精度。同时，提升社会公众防范意识与数字素养同样关键，通过常态化普法与精准提示降低受骗概率。随着预防和治理工作持续推进，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群众安全感有望增强，社会治理效能也将进一步显现。
在数字化浪潮与犯罪形态深度交织的今天，这场关乎群众“钱袋子”安全的攻防既是技术较量，也是治理能力的检验。最高法此次推进规则完善表达出清晰信号：法治手段要与技术演进同步，才能在动态变化中筑牢财产安全防线。面向未来，社会治理既要持续打击传统犯罪，也要提升识别和应对新型风险的制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