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垃圾围城”到“喂不饱炉子”，新矛盾显现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作为我国城市固废处理的重要路径，曾缓解“垃圾围城”、提升无害化处理水平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焚烧设施加速布局、处理能力持续扩张，一些地方出现焚烧炉负荷不足、项目收益承压等情况，个别区域甚至出现“抢垃圾”“付费购入垃圾”等现象。与之相对，部分人口高度集聚城市的焚烧设施仍处于高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行状态，形成“一边吃不饱、一边忙不过来”的结构性矛盾。 原因——整体偏富余叠加结构错配，多因素共同作用 从行业整体看，近年来焚烧设施数量和规模增长较快。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4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24年我国城市与县城垃圾焚烧设施年焚烧量约2.68亿吨，总体产能利用率约63.22%，与上年接近。该水平低于对应的技术规范中常用作稳定运行参考的70%下限，表明行业总体存在一定产能富余。 但“垃圾不够烧”并非全国性短缺，更突出的问题是区域差异和内部不均衡：有的省份产能利用率较高，部分地区甚至超负荷运行；也有一些省份利用率偏低，部分项目长期低负荷。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反差与人口分布、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收运半径和设施布局等因素密切相关。人口与经济活动更集中的区域，垃圾产生量大、收运体系较完善、处理需求更稳定，项目更容易维持高负荷；而在人口密度较低或项目分布较分散地区，垃圾收集转运成本更高、稳定供给不足，负荷更容易偏低。 此外，规划建设节奏与需求增长不同步，也是阶段性“吃不饱”的重要原因。一些地区在提升无害化能力时，为中长期需求预留了较大处理能力，但短期内垃圾产生量增长未能跟上，导致设施投运初期出现利用率偏低的“爬坡期”。同时，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进入焚烧体系的可燃组分，影响部分项目的稳定进料。再叠加跨区域协同不足、行政边界内供需难以调剂等因素，局部矛盾更易凸显。 影响——经济性、环境效益与治理协同面临新考题 焚烧项目“吃不饱”，首先冲击运营经济性。低负荷运行会抬高单位处理成本，影响发电效率和设备稳定性，加大企业经营压力，也可能诱发非理性竞争。其次，若设施布局与收运体系不匹配，可能带来长距离转运、重复建设等隐性成本，不利于形成高效的固废治理体系。 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城市焚烧设施超负荷运行同样存在风险：设备长期高强度运转会增加维护压力，对安全生产、排放稳定控制和应急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由此可见，关键不在于简单判断“垃圾够不够烧”，而在于提升供需匹配度和系统调度能力，实现全链条、跨区域的统筹优化。 对策——以系统思维提升匹配度，推动“规划—收运—处置”一体优化 业内普遍认为，应从“结构性矛盾”入手完善治理方案。 一是优化规划布局与动态评估机制。新建项目应更强调需求预测的科学性和约束性，避免在垃圾产生量不足、收运半径不经济的地区盲目上马；对既有设施，可通过适度扩展服务半径、提升转运体系效率等方式提高负荷水平，并建立基于人口变化、产业调整和分类进展的动态评估与滚动修编机制。 二是完善收运体系和跨区域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处置平台建设，打通行政边界下的调度障碍，探索更市场化、规范化的跨市跨县转运合作，提高设施共享水平，缓解“近处闲置、远处紧张”的矛盾。 三是推进协同处置与多元固废统筹。在确保环保与安全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与一般工业固废、污泥、餐厨残渣等协同处置，提高设施利用率与系统韧性，同时严格准入标准与监管要求，避免以协同处置名义降低环保门槛。 四是强化精细化运营与绩效约束。推动项目以效率、排放和能效为核心建立绩效考核，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企业从“拼规模”转向“提质量”，形成更可持续的竞争格局。 前景——从“建得多”走向“用得好”，治理重心转向精准与协同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变化和城市更新推进，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可能上行，焚烧能力适度前瞻布局仍有必要。但更现实的挑战在于：在分类减量持续推进、人口流动加剧、城市群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固废治理需要从单点设施建设转向区域系统治理。未来一段时期，“总量相对充足、结构性错配突出”或仍将存在，能否通过规划校准、区域协同与运营提效，实现设施高效利用与公共服务均衡，将成为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垃圾焚烧行业的供需失衡，本质上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挑战。破解该难题，既需要更科学的规划统筹，也需要市场机制在区域调度中的有效发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推动垃圾处理从单一焚烧走向综合治理，构建与人口流动、产业布局相匹配的现代化固废治理体系，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