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洹河“龙骨”到海外首部甲骨专著:明义士推动甲骨学传播与文物回归的跨世纪足迹

问题——甲骨材料散失与研究起步之间的矛盾长期存。20世纪初,殷墟甲骨作为商代文字与历史的重要证据,既是学术界争相获取的研究对象,也在民间买卖与国际流通中面临流散风险。在该背景下,非科班出身的明义士在河南与甲骨相遇,由此展开持续多年的收集、辨伪与整理工作,既为早期甲骨学提供了材料与方法,也留下“文物流转与归属”的现实议题:如何在学术利用与文物保护之间建立更稳固的制度性安排。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使甲骨在当时处于“易散难护”的状态。一上,殷墟发掘尚未形成完善的现代考古体系,地方上对甲骨价值的认知不一——民间交易活跃;另一方面——海外学界对“东方古文字”的兴趣上升,市场需求刺激收购扩张;再加之交通、信息与监管条件有限,真伪混杂与逐利造假随之出现。明义士在洹河流域收购“龙骨”的经历表明,早期甲骨流通并非单纯学术行为,而是受市场驱动、知识不对称与制度空白共同影响。 影响——在学术传播、材料保存与中外交流层面产生多重效应。其一,明义士在大量甲骨中进行筛选、摹写与释读,1917年出版《殷虚卜辞》,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向西方学界呈现甲骨文字材料,成为海外研究者了解甲骨学的重要入口之一。其二,面对伪造泛滥,他通过长期比对纹理、刻痕、形制与重量等方式形成辨伪经验,客观上推动了早期甲骨材料整理的规范意识。其三,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将收藏与教学结合,推动校园博物馆建设,让文物以更接近公共教育的方式被认识和保存,体现出从“私人占有”向“公共知识”转化的路径探索。其四,在战争与动荡年代,文物离散风险陡增,他临终嘱托家属将所藏甲骨捐回中国,并在其后由家属分批捐赠至南京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以及海外对应的博物馆和高校,体现出对文物最终归属与学术共享的复杂现实:既要面对历史形成的跨境分布,也要推动更多可及、可研究、可展示的公共化管理。 对策——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可以总结出当下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共同推进的方向。第一,持续完善考古发掘、流通监管与溯源机制,减少文物在灰色交易中流失的空间,强化对伪造与非法买卖的法律震慑。第二,推动馆藏资源的系统整理与数字化开放,在尊重文物安全与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提高研究可及性,以公共机构的标准化管理替代私人收藏的脆弱性。第三,深化国际合作与学术对话,通过联合研究、成果互译、数据库共享与展览交流,推动分散于不同机构的甲骨资料形成可比对、可互证的“整体证据链”。第四,强化公众教育,把甲骨文的价值从“稀缺藏品”转化为“文明记忆”,以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支持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 前景——甲骨研究与文物回归工作将进入更注重制度化与协同化的新阶段。随着考古学、材料科学与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甲骨释读、断代与拼合研究将获得新的工具支撑;同时,国际博物馆界对文物来源合法性与伦理责任的关注上升,也为推动更多文物以捐赠、合作研究、长期借展等方式实现“回归式共享”提供条件。可以预见,未来甲骨资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单件器物的占有,更在于跨机构、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能力,以及面向公众的长期阐释与传播。

从传教士到甲骨学者,明义士的人生跨越证明:文明的火种常在偶然中点燃,却因坚持而长存;当这些古老文字继续诉说商周故事,他的探索精神也将永载学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