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将帅授衔工作遇到一个特殊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已转至地方任职，按规定不应参与评衔。但周恩来在北戴河致电军委时提出关键意见——苏联布尔加宁元帅同样在政府任职，而新四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革命贡献需要通过陈毅获得象征性认可。此坚持背后，是对人民军队历史传承的深刻考量。
从天心圩的重整队伍到怀仁堂的授衔决定，这两段相隔近三十年的历史共同说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带领队伍前进的担当，终将以更宏大的方式载入史册；而对历史贡献作出准确、公正的制度化表达——既是对先辈的告慰——也是对后人的启示——荣誉的背后，始终是信仰、纪律与人民服务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