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刚在瑞典学院捧回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就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地告诉了友人。她直言不讳地说，大家总觉得这个奖是专给《大地》三部曲的，但其实瑞典学院是对她的全部作品做了综合评判才做的决定。瑞典学院不仅把目光投向了她的小说，还专门讨论了她写的两本传记。这就说明，这次评奖不仅是因为她写了中国题材，更是因为她把自己和父母的经历写成了作品。 在那个年代，赛珍珠一边在中国生活，一边写小说。她在南京定居前，一直和父母住在中国人中间，不是在西方人聚居的社区里。这种经历让她观察中国的眼光特别亲切，也让她的家庭史和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她在回忆录里说过，中国的山川和人民的情感已经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她在追述父母生平的时候，总会融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而她在写中国的时候，也常常带着家里人的视角和情感。她自己就成了连接中国人的世界和自己家族世界的桥梁。 除了写小说，赛珍珠还写了很多传记和自传。她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著作里，明显有两条主线在并行：一条是对外的，描绘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另一条是对内的，探寻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历史。这两条线在她的心里地位一样重要，并不是一个主要一个次要的关系。这两种叙事既有不同的主题和视角——一个是宏观的民族生存和人性共通，一个是微观的个体生命和家族记忆——又有着深层次的交织和对话。 从时间线上看，赛珍珠的创作第一个黄金期大约是从1924年到1936年。在这个时期，她一边出版了奠定她“中国叙事”声誉的主要小说，一边也完成了《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等一系列重要的传记作品。这种并行的写作方式本身就证明了这两种书写在她心中的分量是一样重的。 所以我们在理解赛珍珠的文学遗产时，不能只给她贴上一个单一的标签。诺贝尔奖是对她包括传记在内的整体文学成就的肯定，而她本人也把家庭家族叙事放在了和中国叙事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重新发现并研究她的这些传记作品的价值，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评价她的文学贡献，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位跨文化作家是如何通过双重叙事来构建个人史、家族史和时代历史之间独特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