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跨国SEP纠纷升温，日本裁判尺度引发业界关注。 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竞争加速、技术标准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纠纷持续高发。作为亚太重要司法辖区之一，日本法院在SEP案件中的裁判取向和救济力度，正成为跨国企业制定诉讼与谈判策略时必须纳入的关键因素。深圳举行的第四届知产前沿信息通信论坛上，“日本SEP诉讼实务与发展前瞻”专题对话引起讨论。与会代表提到，东京地方法院在两起由同一法官审理的关联案件中，对是否发布禁令作出不同处理，显示日本司法对当事人“谈判行为”的审查权重正在提高。 原因——禁令差异背后，核心在于对谈判诚意与信息透明的评价。 专家分析，日本法院长期以来对禁令救济相对谨慎，这与其强调利益衡量、关注产业秩序与市场影响的审理风格有关。也因为禁令并非常态，一旦在个案中作出禁令裁定，往往意味着法院对当事人行为作出了更明确的判断。 在讨论的案例中，法院虽均认定专利权人主张的SEP存在被侵害情形，但在禁令问题上处理不同。专家指出，东京地方法院的审查重点并不止于“是否侵权”，而是更核查双方是否进行了公平、善意且可验证的许可谈判，包括是否及时回应、是否围绕关键条款进行实质磋商、是否提供必要的交易与销售数据以支持费率测算等。 若谈判中出现拒绝披露关键销售资料、拖延协商、以程序对抗替代实质谈判等情况，法院可能更倾向认定一方缺乏诚意，从而在救济上采取更强措施。反之，如双方虽有博弈但整体仍可被评价为“在规则内谈判”，法院更可能保持克制，以降低禁令对市场与供应链的冲击。 影响——企业在日谈判与诉讼策略面临“过程合规”新门槛。 专家普遍认为，日本法院对谈判过程的细致审查，将带来至少三上影响： 一是谈判证据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日本涉SEP纠纷中，邮件往来、会议纪要、报价与还价记录、数据披露的范围与时间点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救济方式的关键证据。企业若只盯费率结果而忽视谈判流程的可证明性，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加。 二是禁令风险由“低概率”转为“可触发”。尽管日本整体上较少发布禁令，但涉及的案件显示，一旦法院认定存在明显不善意或不透明行为，禁令并非不会发生。这将促使实施方提高配合度与透明度，也要求权利人更规范地提出许可要约、清晰说明费率依据，避免被反向认定为施压或滥用。 三是争议解决更凸显法院的“协调型角色”。对话提到，日本部分法院审理SEP纠纷时更倾向推动庭内调解，形成被概括为“东京模式”的做法：在当事人对法院信任度较高的情况下，法院通过释明、协调与程序安排，推动双方在可接受框架内达成方案。这与一些国家更强调当事人自行博弈、法院相对克制介入的路径形成对照。 对策——以透明谈判与制度化合规，降低跨境纠纷外溢风险。 多位与会人士建议，面向日本市场的企业应尽快完善SEP许可谈判的内部机制： 其一，建立可复核的数据披露与保密流程。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就销售数量、地区分布、产品型号等与费率计算相关的数据，形成可向对方及法院说明的披露清单与时间表，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诚信争议。 其二，谈判策略从“结果导向”调整为“过程与结果并重”。包括及时回应要约、就关键争点提出有依据的反要约、保持费率计算方法的一致性与可解释性，避免被认定为拖延或消极应对。 其三，提前开展诉讼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企业应跟进日本法院在禁令、调解、证据交换等程序上的实践变化，结合供应链与渠道布局，评估潜在禁令对产品销售与合作伙伴的影响，准备替代方案。 其四，加强跨法域协调。SEP纠纷天然具有跨境属性，当事人常在多国并行推进诉讼或谈判。企业需统筹不同司法辖区对FRAND原则、禁令门槛与证据规则的差异，避免一地策略与另一地裁判逻辑冲突，影响整体谈判节奏。 前景——规则进一步细化，司法将更强调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 对话还提到，东京地方法院知识产权部门发布了与SEP调解审理相关的指引性文件，显示日本正通过程序规则与审理要点的公开，提升争议解决的可预期性。业内认为，此趋势可能带来两上长期效应：一方面，法院更明确地引导当事人回到“可验证的谈判框架”，减少纯对抗式诉讼的消耗；另一方面，随着审理规则完善，日本可能在全球SEP治理中形成更具辨识度的司法路径，为跨国企业提供新的争端解决选项。 同时也需看到，随着标准竞争加剧、专利组合规模扩大，围绕费率基准、可比许可、全球许可与地域许可边界等问题的争议仍将持续。日本司法在强调谈判诚意的同时，如何在个案中平衡创新激励与产业普惠、维护市场竞争与保障技术回报，仍将持续考验其裁判尺度与制度设计。
日本SEP司法实践正从谨慎克制走向更强调规则与可验证谈判的路径。当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在“禁令滥用”与“专利劫持”的争议中拉扯时，东京地方法院以“诚信谈判”为核心的审查思路，提供了一种更聚焦行为与过程的解法。未来，该取向能否在保护创新回报与维护产业运行之间建立更稳固的平衡，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