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30岁的郑某，兜里没几个铜板也得跟着老乡出去闯。小时候听老辈人念叨“树挪死，人挪活”，觉得村子里闷得慌。父母在跟前算啥啊？我得出去见大世面。老乡信誓旦旦说河里金块多了去了，我立马就信了。哪怕兜里空得叮当响，连讨媳妇的钱都凑不齐，我还是要去发财。从域多利港到新西敏，一路船车颠簸的，工资老是拿不到手。等火车把终点停在了耶鲁，淘金热还烧得正旺呢——哪怕指甲片大的金片只值点钱，我也得试试看。 那年冬天可冷了，河面冻得梆硬。老乡们都走了，我就留下来了——是因为我看上了老乡家的姑娘Mary。她才16岁，眼神清澈得像没被雪刮过的河冰。我琢磨着得拼命攒彩礼才能娶到她。铁路通到了耶鲁，公司缺人干活。咱们华人被招去干最苦的活儿，一天才给一块钱——虽然只有白人的一半工钱，但好歹能让我这种穷惯了的人看到点希望。“机会就在眼前！”我就想当个中间人，把老家还想来淘金的亲戚都带过来——这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挖出来的。 1880年，我拿出了800加元买下一块荒地盖了间大屋；1884年Mary20岁的时候，我俩在致龙堂办了婚礼——鞭炮声比河面结冰的声音还响。结婚第二年大儿子就出生了，六年里连着生了六胎——三儿三女。那800元买来的地皮成了咱们郑家的硬气底牌：孩子有房分了商铺也能扩大经营。淘金梦虽然远了点，可日子算是有了根了。 深山里没什么娱乐也没人懂华语，生活就像被雪埋住似的。我咬咬牙买了台留声机——当时洋人家里都很少见的稀罕物。这一放歌一下子把整条街的华人都吸引过来了。大家听歌聊天互通情报的地方就在我家——成了耶鲁唐人街的公共客厅。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木材五金饲料都卖出去了；顾客越来越多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开；我家大屋就成了镇上最热闹的“小东京”。 “人这辈子总得给后世留点什么。”我老了总这么念叨。六个孩子长大了土地上的买卖也红火起来；可岁月不饶人啊1983年后人把大屋捐给了省政府想让它当历史遗迹保护起来。结果不到两年一场大火就把老屋烧得干干净净——好在东西都被博物馆收走了图纸也早就存好了。 Mary去世后儿子James在高速边仿着老房子模样盖了房子开加油站卖杂货还做旅馆；十几年前有个英裔家族买下了整块地承诺要守好郑家的墓园。现在的负责人年纪大了急着卖房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开发商接手大屋和墓园被拆了——这百年的华人印记怕是就要没了耶鲁镇最后的模样可能只剩下一堆废墟和尘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