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一些偏远乡村，围绕“必须生子、最好生男”的观念，滋生出带有羞辱和伤害性质的仪式。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流传的“踩踏求子”要求被认为“不祥”的女性在公共场所躺下——由男性从其身体上踏过——以此“祈求神灵赦免、换取子嗣”。此做法既有明显的人身伤害风险，也让当事女性在围观之下承受强烈心理压力和社会污名。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使陋俗在基层长期存在。一是父权家庭结构根深蒂固，将生育视为女性“义务”，并把生育结果与家庭荣誉、继承和养老捆绑，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更难拒绝。二是对不孕不育缺乏科学认知，部分家庭仍把问题归因于“诅咒”“罪孽”或“命数”，忽视正规诊疗；而现实中，不孕不育可能与男女双方健康状况、营养、感染性疾病、心理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三是基层医疗与生殖健康服务供给不均，正规检查和治疗的费用、交通成本偏高，使“求助祭司”被一些人视为更省事的选择。四是一些地方社区权威仍以宗教仪式和长者裁断为主，女性缺少表达与拒绝的空间，法律与公共服务在落地环节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缺口。 影响——对个体、家庭和基层治理都带来负面后果。对当事女性来说，踩踏等行为可能造成软组织损伤、内出血等身体伤害，并加重焦虑、抑郁和创伤反应；在持续指责与冷暴力下，婚姻更易走向破裂，甚至诱发家庭暴力。对家庭而言，把“无子”简单归咎于女性，可能导致再婚、遗弃等极端选择，更加深贫困与社会排斥。对基层治理而言，陋俗以“传统”之名固化权力不平等，削弱法治权威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公信力，也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埋下隐患。 对策——治理陋俗需要从“处理个案”转向“系统减因”。首先，应强化法律执行与保护机制，将侮辱、伤害、胁迫等行为纳入明确的追责范围，畅通报警、庇护与法律援助渠道，降低受害者举证和求助门槛。其次，要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推动基层生殖健康筛查、咨询与转诊体系下沉，提升对不孕不育的科学认识，明确“不孕并非单一性别问题”，压缩“用迷信替代医疗”的空间。再次，应加强教育与社区动员，通过学校教育、妇女互助组织、村社宣讲与媒体传播，持续淡化“唯生育论”“唯男嗣论”，推动尊重女性与尊重个体选择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同时，针对农村女性经济依附程度较高的现实，可通过职业培训、小额信贷与就业项目提升其经济能力与议价空间，使其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前景——随着印度城市化推进、教育普及率提升以及数字化信息渠道扩展，社会对性别平等与个人权利的关注正在增加，一些地区已出现由社区组织与地方机构推动的“劝止仪式、转向医疗”的案例。但也要看到，观念更新往往慢于基础设施改善；若贫困、教育缺位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不能同步缓解，类似陋俗仍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要扭转局面，仍需多方协同与长期投入。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这种将女性物化为生育工具的陋习理应退出历史。印度作为金砖国家重要成员，其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平等议题值得持续关注。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只有打破陈旧观念束缚、建立尊重人权的现代社会规范，才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