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数地方推进为基层减负过程中，出现了"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新表现；一上，文件会议数量虽有所压缩，但以台账、截图、打卡、排名通报等替代性"留痕"手段反而增多。另一方面，一些任务以"属地管理"为由下沉到乡镇和村社，要求快速响应、即时反馈，导致基层干部白天跑现场、晚上补材料，"迎检""陪检"耗时耗力。这类现象不仅与减负初衷相悖，也容易让基层工作在"痕迹好看"与"群众满意"之间发生偏离。 原因——一是权责边界不够清晰，职责清单落实不到位。上级部门将本应自身承担的事务通过"协助""配合""属地兜底"等方式向下转移，形成责任层层加码。二是考核评价仍存在路径依赖，少数地方仍以材料多少、记录是否齐全作为重要依据，导致基层围着考核转、围着台账忙。三是数字化应用碎片化、重复化问题突出，平台多、口径多、填报多，部门之间数据不互通，基层不得不在不同系统反复录入，形成"指尖上的负担"。四是一些地方对减负的理解存在偏差，把"做过了"当成"做到了"，用运动式推进替代制度化治理，容易造成工作反复和基层困惑。 影响——从治理效能看，"以形式反形式"会让基层注意力被动转向材料与程序，挤压了走访群众、解决矛盾、抓落实的时间空间，影响政策落地的质量和速度。从干部队伍看，长期处于高频填报、随时待命、反复迎检状态，容易滋生疲劳情绪和消极心态，影响干事创业精气神。从群众感受看，基层干部精力被无效事务消耗，服务供给可能出现迟滞，群众诉求响应和问题解决效率下降，最终损害的是群众获得感和对基层治理的信任度。更值得警惕的是，形式主义一旦"变形"转入隐蔽化和数字化，治理成本会深入上升，纠治难度加大。 对策——关键在于靶向施策、系统治理，把减负落在权责、考核和数字治理三个"硬环节"上。 其一，厘清权责边界，推动清单刚性执行。要严格落实乡镇履职事项清单，明确"该谁干、干什么、怎么干"，对不属于法定职责、超出承接能力的事项依法清理退出，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上级部门要强化源头治理意识，建立权责对等的任务下达和协同机制，涉及多部门事项要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分工，减少以"属地兜底"替代部门履责的空间，防止"责任下移、权力上收"的结构性失衡。 其二，优化考核导向，扭转"以痕迹论成败"。要对考核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清理，压减重复交叉、可有可无的考核事项，能合并的合并、能统筹的统筹，原则上纳入年度考核，减少临时性、突击式检查。考核方式要从"看材料"向"看现场、看群众评价、看问题解决"转变，把工作成效、群众满意度和风险隐患处置等作为重要依据。健全基层对上级部门的反馈评价机制，形成"下评上"闭环，推动考核回归服务实干的本义，避免基层陷入长期"迎检疲态"。 其三，提升数字治理质效，防止技术异化为新负担。数字化手段应坚持"实效优先、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推进平台整合与数据互通，减少多头填报和重复录入。对必须线上完成的事项要统一口径、简化流程，能自动抓取的数据不再要求人工上报，能系统共享的材料不再要求反复上传。同步建立应用准入和退出机制，对增加负担、效果不佳的系统及时整改或停用，杜绝以"上线平台"代替"解决问题"。 前景——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随着权责清单持续完善、考核体系更加注重实绩、数字治理逐步走向集约化和协同化，基层有望从"材料循环"回到"问题导向"，把更多力量用于抓发展、保民生、促治理。下一阶段，重点在于把制度执行落细落小：对典型问题及时通报、对变种现象精准识别、对基层反映建立快速回应机制，以常态化监督与机制化纠偏巩固成果，防止反弹回潮。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干部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枢纽。整治形式主义不能止于文件表态，更需要刀刃向内的制度重构。当考核指挥棒真正指向民生实绩，当数字工具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根针"方能实现有机缝合，激发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磅礴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