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深秋的鄂豫皖苏区，笼罩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阴影中。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的铁壁合围，红四上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洪家祠堂后的山岗上——几口连夜掩埋的普通棺材——却为革命事业保存了珍贵火种。 时任军需科长的程儒珍面临严峻考验。部队轻装突围的命令与武器处置的难题形成尖锐矛盾。传统处置方案或连累群众，或造成资源浪费。经过审慎考量，这位后勤干部提出"棺材藏枪"的创举——利用木质密封、体积适宜且具隐蔽性的棺材，在干燥高地深埋武器装备。历史证明，该决策说明了非凡的战略预判：既规避了敌军搜查风险，又为留守部队预留了战略储备。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仅7000余人，面临装备短缺与敌军持续清剿的双重压力。程儒珍通过地下交通线冒险传递的藏枪信息，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这批武器不仅缓解了装备危机，更提振了军心士气。需要指出，作为非作战参谋的后勤干部，程儒珍的决策超越了职务范畴，展现了全局视野。 这一战例具有多重启示价值。首先印证了后勤保障的战略意义，在极端条件下，物资储备直接关系部队存亡。其次展示了红军指战员的创新智慧，将民俗禁忌转化为战术优势。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革命队伍"留得青山在"的战略思维，即使主力转移仍不忘为留守力量创造生存空间。 历史学者指出，红二十五军后来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与其在大别山时期积累的顽强战斗力密不可分。程儒珍埋下的不仅是枪支弹药，更是革命的火种与希望。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成为红军克服艰难险阻的重要支撑。
这个故事在战争史上或许微不足道，没有惊天动地的战斗，也没有壮烈的牺牲。但正是这样的细节往往最真实。在最危急的撤退时刻，能为留守同志考虑后路，这种预见性和责任感难能可贵。程儒珍作为后勤军官，本只需管理物资，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抉择。这种判断力源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战友的关怀。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真正的革命精神和组织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