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时候，郭金梅为了找邓朴方跑去了北京，结果发现他高位瘫痪，回来以后精神就不正常了。刚下火车那时候，车站的热气和灰尘扑面而来，人也特别多，郭金梅感觉有点晕乎乎的。其实北京在她心里一直就是个模糊的概念，四十年前根据地听了那么多回“大城市”，真正站在这地上，腿肚子直发软。麻田村到永定门就几百里路，可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时代似的。当时手里一点线索也没有，就记得“中央工作大院”这几个字模糊不清，具体位置根本说不出来。问路的时候她声音都发抖，“同志，我找邓朴方，他今年三十四了。” 周围人都忙得很，没人信一个穿得破烂的老太太真能和那姓邓的小伙子有什么瓜葛。 好在后来运气来了。有个摆摊卖馄饨的老太太听她念叨了半天，随口回了一句：“你找的会不会是邓家大院？” 郭金梅一听这个“邓”字心里咯噔一下。摆摊的人女婿在有关部门做后勤工作，出于同情愿意帮她递个条子问问看。三天后的下午，郭金梅到了那个大院门口。那时候门口站岗的核对名字时，她紧张得脚底下都汗湿了。没过多久就有个年轻人出来了，“老人家，您跟着我走吧，邓先生在屋里头呢。” 这句话一说出来，郭金梅差点晕倒。她最先看到的就是轮椅的影子。屋里光线很柔和，邓朴方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坐在那。他抬头看到来人，“您是郭妈妈吗？” 声音有点哑，似乎怕认错人。郭金梅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扑过去抱住他肩膀大哭。 回想起1944年8月的事儿，那个时候郭金梅刚生完孩子正在喂奶——女儿夭折了没人喝。八路军的人带了个刚满月的小男孩过来，卓琳托话说前线太紧没法喂奶，“请嫂子帮忙。” 那时候打仗打得凶没人知道孩子以后怎么样。郭金梅就把他抱在怀里拍着哄他，“没事我喂你吧，就当自己孩子。” 这一句话说了就把这层亲戚关系维持了八个月。 第二年春天部队要转移的时候卓琳赶来把儿子抱走了。临走前她把自己袖口的细布绳解下来系在郭金梅手腕上当作纪念：“改天咱们还能见面。” 没想到这个“改天”一晃就过去了三十三年。 到了1968年8月的时候邓朴方在清华大学出事了，从教学楼四层摔下去瘫痪了，那年他才24岁。那时候消息传得不多郭金梅根本不知道。 她后来才听村里回乡的知青说：“邓的小儿子摔坏了。” 她虽然听不太懂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把这句话记了好多年。 这次见面的时候话不多但是感情很深厚。 邓朴方轻声跟她说：“妈妈，那八个月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知道是您给我喂的奶一样的奶水。” 他说到“奶水”的时候脸都有点红了。 郭金梅擦着眼泪说：“孩子你还记得就行。” 医生进来叫他们休息把郭金梅劝到走廊上看着轮椅上的背影心里特别难受。 邓朴方转头冲她笑了笑举起右手摆了摆手：“等我康复训练完了再陪您聊天。”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安慰也是个承诺。 在北京待了七天每天去病房给他送骨头汤看着他做上肢练习心里七上八下的。 有个护士悄悄跟她说：“他训练挺刻苦的要是当时条件再好点可能没这么严重。” 听到这儿郭金梅眼睛又红了硬是忍着没哭出来。 七天以后就要走了因为院里要进行封闭管理亲戚都得走了。临走的时候她把包袱里唯一的红绣荷包塞进邓朴方手里：“以前用这个装奶糕现在就当平安符带着吧。” 邓朴方紧紧攥着荷包低声说：“咱们一定还能见面。” 回家的火车还是摇摇晃晃的郭金梅靠在车窗上却再也睡不着觉了。 村里人看她回来后说话颠三倒四的老是念叨“今天北京刮风他腿怕凉”——这种话一天能说几十遍。 大女儿白秀叶急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不是她疯了是因为这几天她亲眼看到了儿子面对病痛时的坚强也看到了那些高位截瘫病人自己照顾自己的样子心里难受又自责觉得当初没把孩子留下现在也帮不上忙脑子乱成一团村里人就误会她精神出问题了。 1979年深秋麻田村寄出了一封信收件人是邓朴方寄件人是郭金梅信里只有两行字——“孩子天气冷了记得盖好腿。” 信里还夹着当年卓琳亲手系的那根细布绳。 信寄出去以后郭金梅整夜坐在炕头上望着外面的星星嘴里轻轻念叨着“他会好起来的一定还能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