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想把桐城派这旧瓶里的酒换新，得靠他手里的三张底牌。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没了，维新变法成了大家嘴里的最热词。原来跟着洋务办得红红火火的桐城派，这下子可倒霉了，碰到了三大难处：老祖宗程朱理学跟呼吁变新的主张直接撞了车；新出来的文体全是大白话，把桐城古文的味儿全冲没了；“曾门四子”里头就剩吴汝纶一个活人，政治上也没人撑腰了，宗派眼看就要完蛋。 要是再死守老规矩，桐城派肯定成了新思潮攻击的靶子。吴汝纶是个性子恬淡的人，平时不太爱谈政治。可到了关键时刻，他却成了桐城派手里抓住的救命稻草。 他手里有三张底牌，能让桐城古文躲过一劫。第一招是把曾国藩撇开，直接去承继姚鼐的家业。在《〈孔叙仲文集〉序》里他说了句：“幸好生在桐城，小时候就老读姚氏的书。”这一句话就把宗谱拉回到了姚鼐这儿，跟曾国藩划清了界限。 曾国藩当年是借着姚鼐的底子中兴桐城派的，后来又往里头加了一股“闳肆”的气和洋务新学混合，搞出了“桐城—湘乡派”。现在洋务不行了，维新派骂起“中体西用”来特凶，吴汝纶就把桐城往回扯——让它“去曾归姚”，这就跟洋务派断了联系，免得被殃及池鱼。 第二招是把“义理”这块墙给拆掉。面对维新派说的“道不一定是天性、率性”的批评声，吴汝纶干脆闭口不谈义理。 他直接说：“非要拿义理来写文章这事太难办了……连程朱他们写的文章都很难让大家满意，何况其他人呢？”把“道”从文章里抽走后，桐城文就没了被攻击的靶子，轻轻松松卸下了政治包袱。 第三招是拿“醇厚”来对抗“闳肆”。吴汝纶觉得考证太繁琐、义理又难写进文章里去，所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语言纯熟、剪裁老辣”的“醇厚之文”上。 他批评曾国藩那种“闳肆”的风气太盛了，“绚烂之后会归于老确”，主张“与其伤了格调，还不如弄点真实的东西”。“醇厚”这一套既守住了桐城古文的韵味，又能跟梁启超他们搞的“新民体”对着干。 吴汝纶还用古文来讲西学，这是最激进的一种“兼容并包”。1898年1月的时候，他给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写了篇序。 他对赫胥黎的学说赞不绝口，说那是“奥颐”又“信美”的东西；还夸严复的译文特别有文采，直接把进化论给抬到了跟儒道一样高的位置。序里有一半篇幅都在夸严复写得雅训。 他大胆预言：“自从我们国家开始翻译西书以来，还没有谁能比得上严子。”意思很明白：只要把桐城文章的形式保住了，什么西学理论都能装进去。 他还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路子：先把西文弄懂，能把西书都读通了再去读中学的书；用姚鼐选的古文就能把两者串起来。 用桐城那种“醇厚”的文风去表现西学的“名理”，就能合成一篇“大海东西奇绝之文”。他甚至还说：“以后西学要是大兴起来，《六经》也不用都读。”陈子展评价说：“三十年前能有这种见解、敢说这种话的人真不容易得。” 但吴汝纶留下的遗产挺矛盾的。他一边赞美维新、鼓吹西学，一边又死守着桐城旧体；想用古文的壳子来装现代的核儿。 看着像是两全其美，其实是夹生饭。传统读书人觉得古文雅还能接受西学，维新派却嫌它太旧；激进的青年更是直接去拥抱白话了。 吴汝纶最后给人的印象就是“新思潮里的旧人物”，不过他确实让晚清桐城在维新风暴里多撑了十来年，这点功劳怎么也抹不掉。 他的性格也是个有趣的点——年轻时跟着曾国藩混了这么久，后来当了官还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 这就好比是在甲午失利后的“绝弦之危”里，他接过了“续命稻草”。 因为他的老家是安徽桐城人，大家都叫他挚甫。 虽然他平时不太说话也不怎么掺和政治大事（注意这句对应原文中的“少言政治”），但关键时刻却站出来扛起了大旗。 甚至有人还在说太史公（指司马迁）的事儿（对应原文中的“太史公”），因为他的学问确实有点像太史公的风范（这里是指姚鼐）。 这就得提到姚鼐了——他可是姚氏的传人（注意是“姚鼐”），而“孔叙仲”也就是他的弟子之一（这也是为了引出曾国藩的部分）。 虽然曾国藩也是他的老师之一（即所谓“曾门四子”），但后来他却把这条路给断了（也就是“斩断洋务脐带”）。 甚至连冀州、天津、保定莲池书院这些地方的变化都跟他有关系（这些都是他任职或者讲学的地方）。 要是再看看严复和严子这两个人（这里是为了引出后面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部分），那就更明白了。 总之，1898年1月发生的这些事（即严复《天演论》出版），让他不得不面对各种挑战和选择。 最后这场戏唱得怎么样？到底旧瓶能不能装下新酒？ 这事儿还得咱们自己去琢磨琢磨了（这是总结性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