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进政权建设；1941年秋，毛泽东同志因长期征战患上严重关节炎，西医治疗两个月效果不明显。此时，米脂县绅士李鼎铭以四副中药方剂缓解并治愈顽疾。该看似偶然的医疗经历，成为边区政权建设中党外人士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开端。 当时边区正在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李鼎铭因地方声望和行医善举，经毛泽东提议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但在实践初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礼仪性安排”：部分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保持距离，出现“开会临时给条子、决策不知情”等情况，使李鼎铭一度处于尴尬位置。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发现问题后，推动建立四项制度保障：定期情况通报、重要决策会商、文件联合签署、分工负责制，推动党外人士从“有名无实”走向“有职有权”。 涉及的制度完善后成效逐步显现。李鼎铭开始积极参与政务并提出建议，其中“精兵简政”主张被中共中央采纳，成为缓解根据地经济困难的重要政策。毛泽东以“福特轿车相送”“家宴祝寿”等具体举动，表达对党外人士的尊重与信任。李鼎铭也倾其家产支持革命，随军转战直至病逝，以行动诠释了“肝胆相照”的政治情谊。 历史资料显示，这段合作影响深远：其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中的推进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样本，检验了“三三制”的可行性；其二，推动党外人士参与决策逐步形成制度化流程，为多党合作制度积累经验；其三，毛泽东倡导的“民主人士有职有权”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理念。 回望这段历史，其现实启示仍然清晰。边区档案显示，1942年后党外人士提案采纳率提升47%，政府行政效率提高35%。李鼎铭之子李力果后来担任重要职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事业的延续与传承。
历史并不遥远，启示常当下。延安时期围绕医疗保障与党外人士作用发挥的实践表明，解决现实难题既需要迎难而上的决心，也离不开可执行、可监督、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把各上力量更好组织起来，把责任链条落实到位，才能在风雨考验中形成同心合力，也才能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夯实基础、凝聚更广泛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