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红学守望：周汝昌年谱长编全案。04分在这个时间点，丁文江先生给梁启超先生撰写了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把个人放进时代，给年谱赋予了思想史的色彩。梁启超的这部年谱，跟朱熹的《朱子年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长编》一起，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朱熹把材料按时间先后整理在一起，司马光则注重考定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史著有两套体系，一是家谱，二是年谱。家谱以血缘为轴，而年谱则以个体为中心。北宋初期，民间修谱平民化，学人年谱才出现。孙诒让曾说过，没有精考其年的年谱，就无法得其详实。他的话点破了学人年谱的价值，道德、文章、遭际这些随年月消长的事物，若无年谱，后人无从窥见全貌。 1998年初冬，周汝昌先生迎来八十寿辰，红学研究也走过半个世纪。我跟先生反复讨论传记与年谱的取舍，最后决定走“年谱长编”这条路。这个路径既能容纳浩瀚史料，又能以编年形式还原一位学者九十年的人生与学术轨迹。此后二十余年，我屡次与伦苓学姊商讨细节，责任越来越重。怎么把一部年谱既做得“长”又“编”，既“通”又“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考题。 周汝昌先生的生命跨越了民初、抗战、内战、文革和新时期，交游遍及政界、学界、商界和海外。他著作等身，评论如潮。如果只用简谱记事，很难承载他复杂的生命。取长编体例就能把日记、函札、档案、诗词、讲稿甚至口述史都纳入进来。这样“以事系年”，读者既可以看到岁月流程，也可以看到思想脉络。 司马迁说过“述而不作”，钱穆也提醒我们对历史要有“温情的敬意”，不能虚无。班固称赞司马迁“其文直”，强调求实。周汝昌先生跨越了一个世纪，见证了巨变。红学又是中国近三百年最受争议的显学。编者必须敬重历史、实事求是、同情了解。 史学没有分期就像散珠般混乱。周先生的人生可以分为青少年、中年和晚年三个大时期，再细分为三段。青少年时期是从1918年到1953年。这时候他经历了古今交替、中西融会以及保守与自由并行。大学求学时期是1940年到1946年。这期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被发现，索隐派退场，考证派登场。重返燕京时期是1947年到1953年。这期间《红楼梦新证》草创并定稿，确立了红学“专学”的品格。 中年时期从1954年到1977年。这时候他经历了学术停滞、研究恢复还有文革十年的浩劫。青少年时期他下放咸宁，版本汇校资料被抄；中年时期他参加过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活动；晚年时期他开始退出红学会。 晚年时期从1978年到2012年。这期间他经历了学术新生、退出红学会还有最后十年的困境与创作高峰。 材料选择越全越好，《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了两千多封私信。《胡适年谱长编》也有三百多万字。《陈寅恪年谱长编》还包括亲友诗简和档案报刊等材料。我们也要以“全宗”为目标收集材料，包括公开著作、未刊日记、诗词书信、口述回忆等等。现在最急迫的是抢救当事人访谈录音和散存信函。 目标明确、体例严谨、脉络清晰、资料详实、态度慎重、考论精审是我们的底线目标。这部年谱不仅是周先生个人史，更是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史、现代人文学术史和民族文化史的交叉缩影。 这部年谱的理想目标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史融入到时代史、思潮史和学术史中去。“把个人放进时代”的写法让这部年谱从纪传走向了思想史。 朱熹注《论语》时说过“信而好古”，胡适也说过“凡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我们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两个方法进行叙事、考订和钩玄。 司马光在历史节点发表议论给人启示，梁启超评价章学诚的著作可以作为当时思想史材料。我们也希望通过按语综合考证、阐释和评论来让读者既见岁月流程又见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