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6月，《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项全球公民诚信度研究，把中国排到了40个国家的最后一位。衡量指标非常单一，仅仅是捡到钱包后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的概率。这个研究让中国师生们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过于片面，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传统。为了反驳这一结论，14所高校的师生自掏腰包展开了一项重新测评的实验。这个实验被命名为“诚信文化补票”，目标是向世界证明中国诚信度的实际情况。 实验的起点是10月21日，“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为中国正名”话题在热搜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话题吸引了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对诚信文化的深思。中国师生们自发组织起来，决定通过实际行动来反驳《科学》杂志的结论。他们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团队。 这次重新测评实验由杨芊牵头，她联系了周欣悦和孙亚程等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越来越多的高校师生加入到了这个项目中来。其中包括杨芊、张薇薇（西南财经）、刘世勇（北师大珠海）、龚文进（广州中医药）、韩优莉（首都医科）、吕军（复旦）、蒋冬红（深圳）、聂景春（陕西师范）、吕小康（南开）、刘汝刚（南京医科）、焦明丽（哈医大）、曲琛（华南师范）、张明吉（上海交大）和张琪（美国欧道明）。 这个项目覆盖了全国10大城市的近500个点位，实验设计需要把钱包随机丢在地铁口、商场门口和公交站台等地方，再由隐蔽摄像头记录路人反应。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性，学生们从早8点蹲守到晚8点，在酷暑中穿梭于各个点位之间。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宿舍大门关了就得跟管理员解释，回到寝室整理完材料又得立刻上线复盘。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但学生们没有放弃。 四年后，这个项目终于迎来了结果。他们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论文题目是《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诚信度量：一项对比40国的再实验》。核心发现有两个方面：中国电子邮件回复率仍然是27.4%，与《科学》杂志一致；而中国钱包回收率却高达77.8%，远高于回复率。这个数据彻底颠覆了之前对中国诚信度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人们更倾向于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不是主动发邮件联系失主；而在个人主义文化里，人们更愿意发邮件找失主。单一指标把中国看得太简单了。 这个研究并不是为了跟谁较劲或者争面子，而是提醒世界度量诚信之前要先看清文化底色。集体主义社会里的“帮人捡钱包”是顺理成章的人情关系；个人主义社会里的“发邮件找失主”才是契约精神。把两种情境混为一谈等于让不同文化说同一种语言，自然会得出偏颇结论。 从《科学》杂志倒数第一到《PNAS》翻盘，“文化补票”给中国诚信补上了文化这一课——不是我们变差了，而是之前的尺子用错了。 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四位经济学家让研究助理把捡到的钱包统一交到酒店和银行前台，再统计失主邮件回复率。结果出炉：中国以27.4%的回复率垫底，排在肯尼亚和秘鲁之后。 浙江大学周欣悦和清华大学孙亚程率先向《科学》发邮件质疑单一指标加上西方语境下的实验设计忽略了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带来的差异。可惜评论区被迅速关闭，反馈石沉大海。 这个“自证”冲动引发了一个行为经济学交流群的热烈讨论，远在美国的群主张琪一句“组团复制研究”把大家聚在一起。 全国10大城市、近500个点位同步启动丢失钱包实验——人力、物力、时间全要自掏腰包，只为尽快让《科学》听见中国声音。 华南师范曲琛作为参与调研的学生之一也列出了在论文致谢中100多位参与调研学生名字——他们是数据背后的“隐形英雄”。 刘世勇和刘汝刚作为北师大珠海与南京医科两校代表也加入到这次项目中来为项目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