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承载历史记忆与思想传统，是文明延续的重要“源头活水”。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公共文化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如何让“沉睡”的典籍更好走向社会、服务当代，成为文化建设中的现实课题。
1月27日下午，山东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委员集中采访活动。
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在采访中聚焦古籍保护、整理与传承，结合自身承担的重大项目实践，提出以系统性工程推动古籍从“保存”迈向“活化利用”。
问题在于，古籍保护整理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存量规模大、分布分散，许多珍稀文献散藏于国内外不同机构，目录信息不一、整理标准不一，影响整体研究与利用；二是整理门槛高，涉及版本鉴定、校勘、标点、注释等环节，专业性强、周期长、人才培养与队伍稳定需要长期投入；三是传播利用不充分，部分成果停留在学术圈或馆藏层面，社会公众“看得见、用得上”的产品与服务仍需拓展；四是数字化转化与版权、开放边界等配套机制仍待完善，既要安全保存，又要便捷共享，考验治理能力与技术支撑。
原因分析显示，古籍工作兼具基础性与公益性，短期难以以市场逻辑回收成本，必须依靠长期规划与公共投入；同时，典籍整理属于“慢工细活”，需要跨学科协作、跨机构协同，单一团队难以独立完成；此外，随着古籍研究走向纵深，对整理质量、学术规范与公众服务并重的要求更高，促使工作从单纯出版向“整理—出版—数据库—公众传播”全链条升级。
围绕上述问题与需求，杜泽逊介绍了两项重点工程的推进情况，体现出以项目化方式攻坚、以协同化机制聚力的路径探索。
其一，“《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之一，汇聚当时可征集的文化成果，既是传统知识体系的集中呈现，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献传承的重要依据。
为推进整理工作，相关团队组建专家力量并开展全国协作，邀请70余所高校专家协同攻关。
截至2025年底，第一期工程的现代标点工作已基本完成并交付出版社进入出版流程；第二期工程“《永乐大典》分书重编”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续还将开展数字化处理，推动更便捷的检索与利用。
其二，《齐鲁文库·典籍编》项目。
该项目旨在系统调查、整理并出版历代山东人著作。
根据多代学者普查，现存山东先贤著述约一万余种，分藏于国内外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
项目推进中，2023年首度出版100册，2024年、2025年又分别出版100册，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组织化生产能力。
这些进展带来的影响，既体现在学术层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
从学术角度看，权威整理本与系统文库的推出，有助于夯实研究基础、统一引用规范，推动相关领域从零散材料整理走向体系化研究；从公共文化角度看，典籍出版与数字化转换相结合，将提升社会获取优质传统文化资源的便利度，为学校教育、文化传播、文旅融合等提供可持续内容供给；从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角度看，对重大典籍进行高质量整理并形成可用、可读、可检索的成果，有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阐释能力与表达能力，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更加扎实的文献支撑。
对策层面，受访委员的实践亦提供了可复制的思路：第一，以国家和省级重大工程为牵引，形成长期规划与稳定投入机制，把“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实做细；第二，完善协同攻关机制，推动高校、出版机构、图书馆与研究单位共同参与，建立统一标准与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整理成果经得起学术检验；第三，加快数字化与知识服务建设，在做好文献安全与规范管理前提下，推动成果数据库化、检索化，探索分级开放与公共服务模式，让更多读者“查得到、看得懂、用得上”；第四，注重人才梯队建设，通过项目带动培养青年整理人才，推动古籍整理与数字人文、信息管理等学科交叉，提升整体能力；第五，加强成果传播转化，围绕重要典籍开发面向社会的通俗读物、展览课程与融媒产品，扩大优质传统文化供给。
前景判断上，随着文化强省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古籍保护整理有望从“抢救性保护”进入“系统化整理与高质量利用”并重的新阶段。
重大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将带动更多地方典籍资源纳入统一调查、整理与发布框架，推动地方文化研究与中华文明史研究互相支撑。
同时，数字化利用的推进将改变传统典籍“只在馆中、难以触达”的局面，使典籍成为公众可持续使用的知识资源。
可以预期，在标准更统一、技术更成熟、协作更紧密的条件下，古籍工作将进一步形成从整理出版到数字平台、从学术研究到社会传播的完整生态。
古籍整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需要代际传承的文化事业。
杜泽逊等学者在《永乐大典》和《齐鲁文库》等重点项目上的扎实工作，充分体现了当代知识精英对文化责任的担当。
这些项目的推进，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投资。
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不断应用，古籍整理工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注入新的活力，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