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与科技发展正处多重目标交织的关键阶段：既要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又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既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能力，又要在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稳妥推进减排；如何在复杂约束中把握节奏、优化路径，考验着国家科技战略与能源战略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在这个背景下，杜祥琬长期从国家重大需求出发开展科研与咨询，逐步形成跨越国防科技、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研究的工作脉络。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年接受核物理系统训练，随后在对应的科研机构长期从事研究与组织管理工作，成长为我国核物理及相关关键领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在强激光技术发展战略和工程化组织中承担重要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将研究重点继续延伸至能源战略与气候变化，参与并主持多项国家层面中长期能源发展研究与咨询任务。 问题在于：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域差异和能源安全等多重约束下，我国能源转型难以简单照搬他国路径。传统能源仍承担保供与系统调节功能，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则对电力系统灵活性、储能能力、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只强调“快”，可能带来保供风险；只强调“稳”，又可能错过结构升级窗口。 原因在于：我国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富煤、缺油、少气”的格局在较长时期内形成路径依赖；同时，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具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电网消纳、跨区输送、调峰能力与配套市场机制建设都需要时间。另有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能耗强度较高，减排成本和转型压力更为突出，必须统筹发展与减排、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 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能源安全与经济运行。能源供给稳定关系宏观经济与民生保障，转型节奏失当会放大系统风险。二是产业竞争力。新能源装备、储能、智能电网等既是增长点，也是全球竞争焦点，战略判断与政策协同将影响产业链优势。三是低碳转型成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能源生产端、消费端和技术端联合推进，单点突破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降碳路径。 围绕上述难题，杜祥琬在多项战略研究与咨询中强调系统观念与“先立后破”，提出在新型能源体系尚未稳固之前，不宜简单削弱传统能源的基础支撑作用，应通过提升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完善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与提高能效等组合措施，实现平稳过渡。这一思路强调以“安全”为底线、以“绿色”为方向、以“技术与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一上加快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并提升电网适配能力，另一方面推动煤电由“电量主体”向“调节支撑”转型，增强系统韧性。 对策层面，相关研究提出了更贴合国情的路径选择：其一，强化能源中长期规划的约束性与协同性，统筹电源、电网、储能和负荷侧响应；其二，围绕关键技术与装备持续攻关，提升能源系统的安全性、灵活性和低碳水平；其三，完善政策与市场机制，形成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价格信号与投资预期；其四，将绿色发展延伸至城市治理与资源循环，通过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方式，降低全生命周期排放与环境负担。杜祥琬曾倡导推动“无废城市”等试点，反映了从能源系统到城市系统的综合减排视角。 前景判断上，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续下降、技术迭代加快，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仍将向清洁低碳方向推进。但也要看到，转型越深入，对系统治理能力、关键技术供给能力和政策一致性要求越高。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能源转型的重点将从“装机增长”逐步转向“系统能力建设”，包括电网灵活性、储能规模化、跨区互济、需求侧管理、数字化调度，以及与产业升级相匹配的用能方式变革。坚持以科学咨询支撑重大决策、以国家需求牵引技术路线，将成为提升能源安全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
从国防科技到能源战略，杜祥琬院士的科研历程反映了中国科学家面向国家需求的责任担当；在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关键变量的背景下，这种以需求牵引、持续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取向更显重要。他的工作既推动了涉及的领域的技术进展，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