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网络空间“新型风险”与群众“现实痛感”并存 互联网触角延伸至经济社会各领域，网络空间已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乱象不时出现；电信网络诈骗呈现更明显的跨境化、产业化特征；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买卖、泄露的风险上升，“开盒”等以曝光隐私为手段的网络侵害引发广泛关注。代表委员普遍认为，网络生态问题既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也冲击社会信任与公共秩序，治理需要保持高压打击的同时，加快制度建设。 原因——技术加速迭代、规则供给不足与协同治理短板交织 多位代表委员指出，当前网络治理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马海军认为：一是技术迭代快于制度完善，新手段不断出现，给执法司法带来“识别难、取证难、追责难”等现实挑战；二是网络行为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特征突出，监管规范与治理资源相对分散，容易出现衔接不畅、责任不清的空当；三是安全与发展需要统筹，既要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强化个人信息与人格权益保护，也要为科技创新留出空间，避免“一刀切”影响产业健康发展。 在具体案件中，新型工具与跨境要素深入抬高治理难度。以“开盒”案件为例，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信息，借助网络群组扩散隐私并实施网暴；一旦叠加境外通信工具、虚拟货币结算、黑客技术等因素，电子证据固定、资金链追踪、跨境协作等环节更为复杂，反映出网络犯罪治理对专业化能力与协同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影响——事关数字安全底线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代表委员普遍表示，网络空间治理不仅是打击违法犯罪，更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秩序和社会心理安全。一上，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直接侵害群众财产权益，削弱社会信任；另一方面，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会对个体身心造成持续伤害，并可能带来群体性舆情风险。网络生态的好坏，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检验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能力水平，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对策——司法高压与综合治理同向发力，推动形成长效机制 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持续加大惩治力度，以法治手段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18.2万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6.9万人；跨境电诈治理中，针对缅北对应的犯罪集团武装庇护电诈、残害我国公民等严重犯罪，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对285人提起公诉。围绕个人信息保护，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相关犯罪6142人，办理公益诉讼4456件，通过刑事打击与公益诉讼“双轮驱动”，推动从个案办理向行业治理延伸。 在“开盒”等突出问题上，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追责，形成震慑。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认为，“开盒”表面看是个体恶行，本质上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依法惩治既体现司法力度，也有助于形成“办理一案、警示一片”的效果。 代表委员同时呼吁，网络生态治理不能只靠司法“末端打击”，还要推进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一要加快完善与新技术相适配的规则体系，围绕深度伪造、合成内容传播、数据合规利用等领域细化标准，增强可操作性；二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谣言治理、账号管理、未成年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等机制，提升对“社工库”和黑灰产链条的识别与处置能力；三要强化部门协同与区域联动，健全线索移送、证据共享、联合惩戒、跨境执法司法协作等机制，提高打链断链效能；四要加强普法宣传与数字素养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共同抵制网络暴力和违法信息传播。 前景——以法治为引领、以协同为路径，推动网络治理体系更趋成熟 综合代表委员意见与检察机关办案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网络犯罪治理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在机制建设、专业能力、协同治理上持续推进。面向未来，随着新技术深度应用，网络空间风险形态仍将演变，治理需要在动态中完善规则供给，在实践中提升可执行性，在协同中增强整体效能。各方合力把“严惩违法犯罪”与“完善制度机制”“优化平台治理”“加强社会共治”衔接起来，网络空间有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清朗网络空间不是短期任务，而是关系人民安宁、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面对不断演化的网络风险，既要以法治力度斩断黑灰产链条，也要以治理精度补齐制度与技术短板，更要以共治凝聚社会合力。把“严打”转化为“长治”，让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保护更有力，才能为亿万网民筑牢可信、可感的数字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