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高增长叠加存量压力，“城市病”呈现结构性特征。当前，我国固体废物来源广、种类多，既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农业废弃物——也包括危险废物——以及随新能源产业发展而快速增长的新兴固废，如电子废弃物、风机叶片、光伏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普遍面临固废产生量大、堆积量高的现实挑战。处置不当不仅容易造成水体、大气、土壤等多介质污染，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和治理成本上升，影响城市宜居水平与发展质量。 原因——粗放生产消费方式、历史欠账与新兴固废增长共同作用。固体废物“越产越多”，一方面与部分领域仍存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惯性有关，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减量替代仍显不足；另一上，早期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形成的处置能力短板和历史堆存“欠账”，在一些地区仍需加快补齐。，新产业新业态带来新兴固废快速增长，对回收体系、拆解工艺、再生利用和风险管控提出更高要求。分类投放不到位、收运处置衔接不畅、资源化产品市场不成熟等问题，也制约了“减量—回收—利用”闭环的形成。 影响——生态环境风险与资源浪费并存，倒逼城市治理方式转型。如果固废治理仍停留在末端“清运—填埋—焚烧”的单一路径，既难从源头压降总量，也会增加土地占用和碳排放压力，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资源角度看，固废中蕴含大量可再利用的金属、塑料、玻璃、有机质等“城市矿产”，若不能实现高值循环，等于把资源当作垃圾丢弃。从治理角度看，固废治理链条长、主体多、环节复杂，任何一环失守都可能引发二次污染和监管空白，需要制度、技术、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推动城市“代谢系统”更高效、更清洁、更可持续。 对策——“无废城市”不是“零垃圾”，而是以最小化环境影响为目标的系统工程。“无废城市”的关键不在于绝对不产生废物，而在于通过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源头减量、过程严控、精准分类、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共同推进，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对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推进路径上，要从“前端”抓设计与生产：推动清洁生产审核、绿色供应链、包装减量与可循环替代，提高可回收、可再制造、可再利用比例；从“中端”抓分类与收运：完善分类投放设施，健全社区、商户、园区等场景化分类标准，提升分类纯度与收运效率；从“末端”抓资源化与无害化：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提高厨余、建筑垃圾、工业固废等资源化利用水平，严格危险废物和新兴固废全流程风险管控；从“支撑端”抓数字化与制度化：用信息化系统实现收运路线、称重数据、去向流转可追溯，强化执法监管与绩效评价，形成“看得见、管得住、可核验”的治理闭环。 实践——易腐垃圾治理探索“变废为宝”，数字化监管提升全流程效率。易腐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高、含水率高，分类不规范、处置不及时，容易滋生病媒生物，产生异味和渗滤液，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点之一。浙江等地以分类收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为抓手，探索形成可复制的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以浙江新昌县为例，当地在收运环节引入数字化系统，通过车辆识别、点位信息匹配、自动称重和数据上传，实现收运过程可追溯、可监管；在处置端对易腐垃圾集中处理，按一定周期快速消解，并将处理产生的废渣用于黑水虻养殖，形成“有机废弃物—昆虫蛋白—有机肥料”的循环链条，实现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并重。地方实践表明，在分类质量稳定、收运体系规范、市场消纳持续的条件下，易腐垃圾有望从“治理负担”转变为可利用的资源要素，带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前景——从试点扩围到全域覆盖，“无废城市”将推动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部提出“十五五”期间大力推广“无废城市”建设，并将试点城市扩大到约200个，明确到2027年全国60%的城市开展建设、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随着覆盖面扩大，建设重点预计将从“点上突破”转向“系统成网”，更加突出制度标准、基础设施和市场体系协同：一是加快补齐处置设施与再生利用能力短板，提升跨区域协同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二是完善再生产品标准体系，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引导资源化产品进入更广阔市场；三是面向新兴固废加快构建回收网络、拆解利用与风险防控体系，提前布局全生命周期管理；四是以数据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形成可量化、可评估、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总体看，“无废城市”建设将成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升城市韧性与宜居水平的重要抓手。
"无废城市"建设表明了新发展理念城市治理中的落地实践。这不仅是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升级，更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利用，从线性消耗转向循环再生。随着试点扩围和经验推广，"无废城市"建设有望在减污降碳、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品质提升各上持续发力，为居民提供更清洁、更宜居的城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