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防治专家三十年坚守 史料抢救传承医者仁心

问题——“古老疾病”并未远离,防治经验更需被看见。提起结核病,不少人以为它已被彻底控制,甚至将其当作历史名词。事实上,我国结核病防治虽取得明显成效,疫情总体下降,但防控任务仍然艰巨:人群流动加快、疾病隐匿性强、规范诊疗与全程管理要求高等因素叠加,使结核病防治呈现长期性、系统性特点。与应对疾病同样重要的,是对防治历程的记录与传承——一旦行业记忆出现断层,经验难以复用,公共卫生体系的改进也会失去可追溯的依据。 原因——史料散佚与“重当下、轻留存”让行业记忆出现空白。2015年,涉及的学术组织筹备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征集历史资料时却发现可用资料有限。这并非孤例:早期资料多分散在个人手中,保存条件有限;机构变迁与档案整理不足导致线索中断;同时,公共卫生工作常强调“应急与效率”,对系统留存与再传播投入不够。史料缺失不仅让后人难以还原防治体系如何建立、关键决策如何形成、宣传动员如何展开,也难以准确理解我国防痨事业一路推进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 影响——一名医生的“第二岗位”,折射公共卫生叙事的现实价值。面对史料匮乏,这名从业30余年的结核科医生决定从个人做起:查档案、访前辈、寻旧书、联系收藏界、走访博物馆,在一次次碰壁中逐渐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搜集渠道和方法。两年时间里,他积累了一批珍贵资料,支撑纪念活动呈现更完整的行业脉络。此后,史料搜集从阶段性任务变为长期投入,并延伸出更广的社会效益:一上,资料让专业群体对历史脉络“看得见、讲得清”;另一方面,史料转化为面向公众的科普资源,有助于纠正“结核病已消失”的认知偏差,推动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等理念传播。 对策——从“收集”走向“整理、传播、共享”,让史料服务现实防控。随着资料不断累积,工作重心从单纯保管转向利用与转化,逐步形成多条路径并行的探索。 其一,展示与科普并重,推动公共认知更新。2019年10月,结核病史料展山东济南举办,集中展出近千件史料并持续一周,成为全国首次结核病历史资料巡展。巡展反响显示,历史叙事具有较强传播力:在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参观活动中,孩子们积极提问、互动频繁,提示科普不仅是“讲知识”,也可以“激发兴趣”。此后,巡展陆续在北京、苏州、长沙、哈尔滨等地举办,带动当地结核病科普氛围,形成“展览—宣讲—传播”的联动。 其二,研究与出版同步,补齐学术史料链条。在史料基础上,他逐步开展结核病防治史研究,撰写多位前辈的生平与贡献文章,完成相关传记写作,并梳理京沪两地百年结核病专业机构演变脉络。面向大众的科普图书相继出版,以图文、邮品、宣传画等形式呈现防痨宣传史与社会动员史,使专业史料更易被公众理解、被课堂引用、被研究机构使用。收藏成果也多次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料征集、展陈项目提供支持。 其三,数字化与开放共享,提升“可达性”。在互联网传播成为健康教育重要场景的背景下,2020年上线的线上结核病历史博物馆尝试以数字方式突破地域限制,让史料走出库房、进入公众视野,也为后续标准化整理、数字化编目与跨机构共享提供了可行路径。 其四,拓展国际交流,讲好公共卫生经验的中国故事。202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全球肺部健康大会上,团队以《中国防痨票》宣传册展示1938至1953年间中国发行的多套防痨票,吸引国际同行关注。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一幅1916年的结核病宣传画在海外保存百余年后回到国内收藏者手中,说明了公共卫生史料跨越时间与国界的连接,也提示国际合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交流,同样需要文化与历史维度的互鉴。 前景——让“历史资产”转化为“治理能力”,构建更可持续的防治生态。结核病防治是一项长期工程,既需要临床与基层体系的持续投入,也需要公众认知与社会参与的稳定支撑。面向未来,史料整理与传播可在三上释放更大价值:一是为政策评估与路径选择提供经验参照,使防治策略更具连续性与可解释性;二是为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提供可感知、可复盘的案例库,增强职业认同与责任意识;三是以数字化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与跨界合作,让历史资料成为健康传播的公共产品。随着更多机构与个人加入标准化采集、权属确认、数字化存储和学术化整理,结核病防治的“记忆工程”有望与现实防控形成相互促进的闭环。

医学进步离不开历史积淀;这位结核科医生以三十多年的坚守和十余年的探索,展现了医学使命的另一面——不仅要治疗个体,更要保存和传递专业共同体的经验与文明。他的实践提醒我们,在追求医学技术与效率的同时,也要重视记录与留存,珍视那些凝结着前辈心血的行业记忆。唯有尊重历史、守护文化,医学事业才能在继承中持续创新,在创新中优化,最终更好地守护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