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有个特别的地方叫北京大木仓胡同，这里藏着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还有马邻翼这些人一起搞出来的。他们觉得要救国就得有学问，所以把“救国济世”这几个字写进了校训里。想培养些能领导群众、能改造社会的人，这个大学就在北平西单诞生了。 一开始，这所大学名字叫“国民大学”，黄兴还亲手写了个牌匾挂在大门口。这个“国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它是国民党唯一的大学、唯一的教育机构，也是国民党精神寄托的地方。学校刚开办没多久，袁世凯就开始夺权了，后来还搞了次二次革命失败。校长们一下子就被通缉了，有的还被迫离开了北京。学校的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过日子。 那几年真是太难了，政局动荡得厉害，校董换了一波又一波。校舍又小又破，想把学校扩大点都难。到了1925年，前门内西城根那个老地方实在装不下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生了。学校看中了郑王府，这里房子宽敞漂亮。搬进去后，学校才有了像样的礼堂、图书馆和实验室。 1928年北伐成功了，国民党革命军进了北平。学校的经费也就稳定下来了，大木仓胡同那边的校园改造也加快了速度。直到现在你还能看见门口那两盏铁柱门灯呢。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政府不再给钱了，学校只能靠收学费过日子。好多老师宁可少拿钱也不吃日本人发的救济粮。李兆麟、白乙化、韩子栋这些人都在这里念过书。李兆麟后来去东北抗日联军打仗了，白乙化在晋察冀牺牲了，韩子栋就是后来《红岩》里“华子良”的原型——他们的青春和中国大学的名字一起被刻进了民族记忆里。 到了1949年，经费彻底断了线，学校也就停办了。从二次革命到解放战争这36年里，中国大学把每一次时代巨变都写进了自己的年轮里。郑王府现在还在呢，就是再也听不到上课的钟声了；大木仓胡同的车来车往带走了那段“救国济世”的呐喊声。 现在如果你住在北京泛太平洋酒店四楼的健身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郑王府红墙金瓦的样子。那一砖一瓦好像还在呼吸呢，好像在提醒路过的人：一所大学能带走的不只是个文凭证书，还有在烽火和晨曦里奔赴家国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