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额交通事故赔偿引发“鉴定之争”。 据介绍——2025年11月18日——邬某驾驶小型汽车与同向行驶的樊某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交管部门认定，邬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的规定，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樊某无责任。事故后，樊某将车辆送至品牌4S店检修并完成维修，产生维修费用11000元；因车辆维修无法正常使用，为日常出行及处理事故相关事项支出交通费用1238元，并留存相应票据凭证。双方协商赔偿未果，争议焦点集中维修费用是否偏高、是否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合理损失，樊某遂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合计12238元。 原因——对损失认定标准理解不一，成本意识不足放大矛盾。 承办法官梳理案情认为，此类纠纷普遍存在三个“卡点”：一是全责方对“合理损失”范围把握不清，容易将“个人主观判断”替代“证据与规则”；二是对4S店工时费、配件费等市场化定价机制缺乏了解，容易将“价格不适感”简单等同于“价格不合理”；三是对司法鉴定功能定位认识偏差，将鉴定视为解决分歧的必经路径，忽视鉴定费用、时间成本及对诉讼效率的影响。该案标的额仅万余元，若启动鉴定程序，鉴定费可能占比过高且周期较长，既增加当事人负担，也可能延长纠纷化解时间。 影响——从个案看治理：高成本程序若被滥用，易形成“程序拖延”。 法院指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数量多、金额相对集中，小额案件若频繁进入鉴定环节，不仅会推高当事人维权成本，也可能诱发“以鉴定换时间”的消耗式对抗，影响受损方及时修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诉讼资源被不必要程序占用，亦不利于提升审判效率与社会整体治理效能。更关键的是，若对证据审查与损失认定缺少明确预期，易造成当事人对司法结果不确定感上升，不利于纠纷源头化解。 对策——审查证据与释法明理并重，以调解促履行、以成本评估促理性。 针对邬某提出的鉴定申请，承办法官一上对案件标的与鉴定成本进行核算，明确鉴定将明显提高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对樊某提交的证据进行细致核查，包括维修清单、支付凭证以及交通支出相关票据等，证据链条完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实际损失的发生及金额。基于证据充分、鉴定必要性不足的判断，法院组织双方调解。 调解中，法官围绕“责任—损失—证据—成本”四个关键点展开工作：其一，结合事故责任认定，明确全责方对对方合理损失的赔偿义务与范围；其二，对维修清单构成、配件与工时计价逻辑进行解释，增强当事人对市场定价与证据证明力的理解；其三，向申请方释明司法鉴定的适用边界与风险成本，提示在证据较为充分情况下鉴定结果不确定性有限，反而可能增加额外支出；其四，引导当事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兼顾时间成本与履行效率，争取一次性化解矛盾。 经多轮沟通，邬某认识到其质疑缺乏充分事实基础，同意撤回鉴定申请，并按调解方案当场向樊某支付相关费用，纠纷以调解方式结案，实现赔偿到位与矛盾化解同步完成。 前景——以“小案善治”推动诉源治理，形成可预期、低成本的纠纷解决路径。 业内人士认为，交通事故类纠纷的高发性决定了其治理应强调“快、准、稳”：快在及时止争，准在证据审查与规则适用，稳在履行落地与后续风险可控。下一步，法院可在常态化释法、完善类案指引、强化调解衔接等持续发力：对证据充分的小额案件，推动“先行调解+快速确认”机制，减少不必要鉴定；对争议集中在维修费用的案件，加强对维修项目合理性、市场价格区间、票据规范性的审查指引；同时加强与交管、保险、维修机构的信息沟通，引导当事人形成“证据先行、协商优先、诉讼兜底”的理性预期，从源头降低摩擦成本。
本案的成功调解表明，司法工作的价值在于以最小成本实现最佳解纷效果；法院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同时，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提升释法说理效果，引导当事人选择合理解决方案。这样的实践既维护了法治权威，也反映了司法为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