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后，这个长期战乱的中东国家走到了政治重建的关键关口。随着主权移交完成，如何搭建稳定、可运转的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拥有医学博士学位、长期流亡经历的什叶派政治人物易卜拉欣·贾法里被推选为过渡政府总理，负责将临时治理逐步引向宪政轨道。 分析人士指出，贾法里上任之初面临三重挑战：其一是弥合教派裂痕，逊尼派因抵制选举影响组阁进程，导致7个部长职位长期空缺；其二是推进法制建设，需要各方博弈中完成宪法起草；其三是维持安全秩序，什叶派民兵组织活动趋于活跃。种种矛盾反映出伊拉克社会的结构性难题：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如何建立兼顾族群代表性与行政效率的权力架构。 面对复杂局势，贾法里政府主要推进了三上举措。制度建设上，推动成立涵盖各派代表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尽管围绕联邦制的争议导致进程两度延期，宪法最终仍于2005年10月通过全民公投，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并非立法唯一依据”的基本原则。在权力分配上，构建跨教派的“三驾马车”体制，该安排既回应了人口结构现实，也为后续政权和平更迭提供了可参照的模式。法律体系完善上，过渡期先后出台37部基本法律，对国家安全、财政预算等关键领域的运作规则作出规范。 然而资料显示，这一过渡阶段的局限同样明显。政府对什叶派民兵的约束不足，安全形势持续动荡；2006年萨迈拉清真寺爆炸事件更引发全面教派冲突。，行政效率不高导致多项改革推进缓慢，资源分配争议也加剧了地区矛盾。问题叠加之下，美国、宗教领袖及反对派力量对其施压增加，贾法里于2006年5月选择让位，伊拉克首次民选政府实现和平交接。 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贾法里政府的过渡实践具有双重意义：一上，其推动形成的宪政框架与权力分享机制，为此后政治运作提供了基本规则；另一方面，暴露出的治理短板也提示，制度安排需要与社会条件相匹配。如今伊拉克仍沿用当年奠定的政治架构，但如何提升治理效能、缓解教派对立，仍是该国政治力量必须长期面对的课题。
贾法里执政的一年，是伊拉克从战后临时安排走向宪政框架的关键阶段：选举、制宪与权力交接在程序上搭建了国家运行的基本骨架，也暴露出安全失序与社会整合不足对制度落实的强烈冲击。伊拉克重建的经验表明，制度文本与选举程序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把政治妥协转化为可执行的公共治理能力，在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中重建国家认同，才能让“过渡”真正走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