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那会儿，成都春熙路夜市上，有个人整天背着个大背包到处晃荡，活像个行走的影碟库。要是谁问他有没有那种带“生活片”的电影，他就冲你咧嘴一笑，甩出一句“妈哟，大怪癖！”这一下子，就把平日里那些俗不可耐的琐碎事儿全给撇到一边去了。那时候他白天窝在家里写《旁观者》，下午就钻进电影院看片，电影开场前还得跟小孩抢游戏机玩。哪怕是一部烂片，他也能哭得比看爱情电影还惨，说自己是被一句废话戳中了肺管子。这种把写作跟观影混在一起的劲头，就像两条拧在一起的绳子，在他身体里横冲直撞。 李中茂去他宿舍看过那装修，回来跟我说浴缸靠着阳台放着，路人抬头一眼就能看见钟大师的大背阔肌。我当时觉得他夸张得很，心里头却又挺羡慕这种能把日子过得像演戏的人。有一回他家孩子出生了，他大半夜抱着花冲进产房送恭喜，花束里头还夹了张小卡片写着：别担心，世界正忙着下大雨呢。那会儿我还真就信了文学能替人遮风挡雨的说法。 到了2000年，他拍下了鹿野苑那块地。奠基的时候热闹得跟过大年似的，成都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去凑了热闹。我没去现场看热闹，后来路过的时候老看见山脊上有一块光秃秃的大台地杵在那儿，就像谁随手丢下的一枚巨型棋子。等展馆盖好那天，他指着满地的石刻对我说：“跑了四十万公里路，三辆越野车都开报废了也值了。”阳光把那些石头照得跟青铜色一样亮堂，看着就像是给老字镀上了一层新的皮套。他站在草坪上伸开手：“放了好多人一马，今年我要写小说。” 后来大家在外面就很少碰到他了。偶尔撞见的时候他卷着袖子低着头在看线装书。朋友见了就打趣道：“钟老师又回到书桌旁边啦？”他摆摆手笑着说：“不是回到书桌，是回到战壕里头去了。”那个战壕里埋着蜀文化、巴蜀图语还有汉代的石刻造像……他把以前那些热闹拆成碎块，拿起考古锤一点点敲出了新句子。 当年泳池边、火锅店、滨江路的茶座里都是他们谈文学的回声。如今这么多年过去，那些回声早就散落在城市的霓虹里头了。很多人不写诗了也不谈理想了；只有钟鸣把理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博物馆、古籍、石刻还有新的书稿——“分晓”这两个字不用碰面也能看得见。 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会把梅花插进瓶子里去，笑得还是那么慈祥。我知道那头文学猛犸并没有灭绝，只不过是换了个战场接着吼叫；我们只要安静地听着就行——毕竟猛犸的脚步声本来就比那些口号要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