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华情绪与合作现实并存，越南舆论出现“认知拉扯” 河内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越南学者阮文泰谈及越中关系时直言，在地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南社会对华态度更显复杂：一上，历史记忆与安全疑虑让部分舆论对中国保持戒备；另一方面，经贸往来、跨境物流和产业链衔接的实际需要，又不断强化两国发展层面的相互依存。与会人士表示，该话题在越南知识界与企业界都引发了讨论，反映出越南在“价值叙事”与“发展利益”之间的拉扯。 原因——经济结构与地理区位决定互补性，物流效率成为关键变量 从经济结构看，越南近年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较快，对中间品、原材料、设备以及区域物流网络的依赖随之上升。地理相邻带来的运输成本优势，使跨境陆路通道在时效和稳定性上更具竞争力。阮文泰以农产品和坚果出口为例指出，过去部分货物依赖远距离海运，运输周期长，仓储与资金占用成本高；随着口岸通关效率提升、陆路运输网络完善，部分货物周转时间明显缩短，企业现金流压力也有所缓解。对企业来说，通道效率和成本变化往往比口号更能左右决策。 同时，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供应链压力也让越南更清楚地看到区域合作的现实价值。阮文泰提到，疫情阶段越南一度出现实验室物资与试剂紧张，后续通过区域供应渠道得到补充。该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越南重新审视“安全焦虑”与“风险治理”的边界：在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如何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抗冲击能力，成为更紧迫的政策议题。 影响——务实合作空间扩大，但“平衡策略”仍将长期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这类公开讨论本身说明越南国内对外政策话语趋于务实，更重视数据、成本、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等指标。对越南而言，保持出口增长、吸引投资、扩大就业，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与顺畅的区域供应链；对中国而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互联互通，也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可持续的经贸合作关系。双方在贸易、物流、口岸通关、产业配套各上具备现实合作基础。 但越南长期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取向不会因个别学者观点而改变。越南在对外合作中往往同时争取多方资源与安全缓冲，以降低对单一市场或单一通道的风险暴露。阮文泰也提到越南国内对“依赖风险”的担忧，认为越南仍会推进与多方伙伴合作，形成分散风险的组合。由此可见，越中合作的深化更可能是“利益驱动、风险约束”下的渐进过程。 对策——以制度化合作提升确定性，以互利项目巩固民意基础 多位区域问题研究者指出，在地缘政治扰动增多的背景下，越中双方需要通过更有力的制度安排稳定预期：一是提升口岸通关、检验检疫、跨境运输等规则衔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推进物流基础设施与数字化通关建设，提高跨境运输的可预测性与韧性；三是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供应链预警等领域完善合作机制，减轻突发事件对产业链的冲击；四是鼓励高校与智库开展基于数据的研究与对话，减少标签化叙事对民间认知的干扰，以更理性方式讨论分歧、扩大共识。 此外，面向未来的合作应更重视“项目可见度”和“民生获得感”。从区域经验看，能直接带来就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改善公共服务的合作项目，更容易转化为社会层面的稳定预期。学界认为，越南国内关于“独立自主”的讨论并不必然排斥合作，关键在于合作是否能提升本国发展能力与产业升级水平。 前景——现实主义将成为主线，合作与竞争并行但可控 展望未来，越中关系仍将处在“合作需求上升、竞争议题并存”的格局中：在经贸与供应链领域，双方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在安全与舆论层面，历史与现实因素仍可能带来波动。越南学者的公开表态表明，越南社会内部对周边合作的“成本—收益”计算正在强化，这将推动更多基于事实的政策讨论。只要双方坚持以发展为导向、以规则为支撑、以风险管控为底线，合作仍有望在更多领域进行，并为地区稳定与增长提供支撑。
阮文泰教授的论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关系日益多面，情绪认知与现实利益并不总能重合；他的分析提醒我们，国家决策更需要建立在数据与实际需求之上，而不是被历史情绪牵引。正如其所言：“决定国家地位的，不是口号的分贝，而是发展的质量。”此判断不仅适用于越南，也为各国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