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中山一度面临传统制造业城市的共性难题：产业空间紧张、低效用地占比高、环境与安全隐患交织，制约了产业升级与城乡融合发展。增量扩张空间趋紧的背景下——如何在既有土地上挖潜增效——成为城市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 问题在土地，症结在“低效”。以部分村级工业园为代表，早期“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工业化路径在快速积累产业基础的同时，也形成了分散粗放的用地格局：权属碎片化、容积率偏低、厂房形态简陋，叠加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企业聚集，使得“土地高强度开发—低效益产出”的矛盾逐步凸显。企业扩产无地可用、技术改造难以落地，物业租金与工业产值竞争力下降，最终反向拖累城市产业能级和民生改善。 原因既有历史形成的产业布局惯性，也与资源配置方式有关。一上，村级工业园多点散布，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群化的现代产业生态；另一方面，行政边界与市场资源割裂，导致跨镇街统筹不足，产业链上下游难以空间上高效协同。加之部分存量载体在环保、安全生产上存短板，治理成本持续上升，更压缩发展空间。可以说，产业转型升级的“卡点”，往往首先表现为土地与空间的“堵点”。 由此带来的影响具有多重叠加效应：对产业而言，传统模式难以承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要求，企业增资扩产和新项目落地受限；对城市而言，空间碎片化削弱了平台招商引资和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对城乡而言，集体资产增值潜力被锁在低效物业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影响共同富裕的基础夯实。破解上述问题，必须在存量空间上做文章，以空间重构带动产业重塑。 中山的对策是以“工改”为突破口，对低效工业用地实施系统性改造升级，推动发展方式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自2022年起，全市范围内持续推进对应的工作，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过5.3万亩，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空间再配置：一是以更高标准重建载体，推动厂房向安全、环保、集约的多层化、现代化形态转变，提升容积率与承载能力；二是以产业导向筛选项目，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业态，引入更符合城市产业定位的企业与项目；三是以连片整合打破碎片，形成一批大尺度、可持续运营的产业平台，推动制造业走向集群化发展。 以黄圃镇大岑村的实践为例，过去锌铁棚式厂房集中、环境承载压力较大，传统家电产业在缺地约束下转型困难。通过改造升级，原有低端“小作坊”逐步退出，更高标准的厂房载体为智能家电等新业态提供了空间承载，企业在入园后加快设备更新和数字化改造。这类由“旧工业区焕新”带动的产业更新，不是另起炉灶式扩张，而是以存量空间“再开发”推动结构性优化，兼顾了产业延续性与升级方向。 从成效看，“工改”在“增量不足、存量为王”的阶段发出多重动能。空间效率上，改造项目容积率明显提高，新载体使用率保持较高水平，为本土企业增资扩产和新企业落地提供了支撑，带动新增投资预期不断扩大。产业升级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高端化，中山推动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提升至较高水平，并通过跨镇街统筹，形成十大万亩级现代主题产业园，聚焦智能家电、健康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方向，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协同与集群竞争力。区域协同方面，北部黄圃、南头、东凤等镇联动布局智能家电产业园，加快与周边城市优势产业对接，推动形成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更值得关注的是，“工改”不仅是一项土地整治工程，更是一项兼顾发展与治理的制度型改革。它把产业政策、空间规划、集体资产运营、环境治理和安全生产要求统筹进同一条改革链条之中，使集体物业从低效租赁向高标准运营转变，带动集体资产价值提升，也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更稳固的财力与产业基础。工业投资的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优化，折射出产业结构与要素配置改善带来的综合效应。 面向前景，随着制造业竞争从“成本优势”转向“效率优势、创新优势、绿色优势”，中山需要既有成果之上继续深化：一是提高园区运营与产业服务能力，避免“建好载体、缺少生态”；二是强化科技创新、人才引育与金融支持的配套，让新空间真正承接新质生产力；三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与规范化治理，确保改造过程公平透明、可持续推进；四是与周边城市在产业链分工、标准体系、物流通道诸上加强协同，进一步放大湾区一体化带来的市场与创新红利。可以预期，随着更多连片产业平台成熟运行，“空间革命”将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中山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实现能级跃升。
中山"工改"的成功实践表明了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追求增量到盘活存量，从粗放扩张到精细发展；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个探索证明传统制造业城市完全可以通过存量优化实现新发展，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