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北京这些地方的家长抱怨得挺多，大家都在忙活给孩子找打印店。记者采访发现，像专项练习、复习资料这类文件，老师动不动就在班级群里发出来，要求第二天就得交上去。有位济南的家长算了一笔账，孩子上四年级，光是打印这事，一个星期至少得搞个3到5次。还有一位北京西城区的初中生家长，说去打印店排队就要耗上大半个小时，感觉像在执行紧急任务。 这背后反映出不少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教育实践里的矛盾。你看，2021年那时候不是出了个“双减”政策吗？本来是想把作业量压下来、把质量提上去，还特别强调老师要在校内指导学生完成书面作业。可是现在有些老师换了个办法，通过微信群布置需要家庭自己打印的作业。这样一来，老师把责任推到了家长身上，客观上就把监管给绕过去了，结果学生的作业“明减暗增”。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姚金菊教授说了，这就模糊了家校之间的责任界限，把家庭变成了学校教学的延伸执行端。对家庭来说这压力可不小。一方面经济上有支出，虽然单次打印也就两三元钱，但累积起来也挺可观的；另一方面精力上也费劲，家长得盯着群消息、挤时间出门打印，有时候店关门了还挺焦虑的。最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家长都不好意思吭声，生怕得罪了老师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也是个深层原因。有些学校虽然有打印设备，但管起来成本高、效率低，没法满足日常需求。加上数字化工具用起来方便了教师发电子版作业，可配套的打印服务体系却跟不上。部分老师对“家校共育”的理解也跑偏了，把本该在学校准备的作业环节都推给了家庭。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们给了三条建议：一是学校得负起主要责任，统一给学生提供打印服务或者设自助打印点；二是要完善管理制度，明令禁止强制要求家长打印作业；三是得建立沟通机制让家长有地方反映问题。 未来看“双减”还会继续深化，上海有学校搞“作业公示制”，山东也在试点“校园打印服务站”，这些都是好的尝试。不过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回到理念上来——学校主导教学、家庭配合育人才能真正减负提质。 作业打印虽然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路上，技术得能帮上忙而不是增加负担，“共育”的理念也得落到实处。只有让作业不再是家庭的“深夜任务”，回到育人的本质上去，“双减”政策想要的那种健康的教育生态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