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官场，“做官不要钱”是左宗棠给自己立下的规矩。谁都知道，晚清的地方大员若想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标配。哪怕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人觉得做官就是为了钱。左公既然做到了封疆大吏，赚没赚到钱自然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咱们不妨来盘盘他的家底。 先看职位。同治元年（1862年），左公当上浙江巡抚，正式开始掌管一方的大印。接下来的几年更是顺风顺水：同治二年（1863年）升闽浙总督，同治三年（1864年）封一等恪靖伯，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当上了东阁大学士。按照《清史稿》里的规矩，总督属于从一品，管的事儿最多，权柄最大。等到左公兼上了内阁大学士的头衔，那就相当于正一品的宰相了，官场上的高度算是摸到了顶点。 再算收入。当左公在陕甘总督任上时，每年能拿到哪些合法的钱呢？基本薪水按照老规矩是120两银子；还有蔬菜柴火钱180两、办公用品费288两、服装补助60两，加起来一共528两。爵位方面，作为一等伯爵每年有530两俸禄。最实在的是养廉金，左公自己在信里也写了：现在我当到了总督的位置，拿国家的印把子，一年能有两万两银子的养廉费。 把这些加起来算一笔账：528两+530两+2万两=21178两。咱们拿中晚期的物价来说，一两银子大概值今天的180元，那21178两就是38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 除了这笔死工资，地方大员还能收两笔常见的钱：规费和礼金。因为手里掌握盐、漕、关税这些大权，想找油水太容易了；过年过节或者官员过生日时收的红包也不少。有的总督光收的这些额外收入就能顶好几个死工资，甚至更多。要是再把公款、救灾款都据为己有，那钱多得吓人。像李鸿章去世后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家产就很说明问题。 那么左公收没收这些灰色收入呢？1861年12月他刚当浙江巡抚那会儿就来了一次考验。宁波海关照例送来了4000两银子（全年应是8000两）。他手下人还附信说明了情况。结果左公没留一分一毫，全拿去给灾民赈济了。他还给人家回信说：每次读到“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诗句心里就发虚，哪敢私吞这笔钱。他把剩下的银子拨给各地救灾用，后面宁波海关也就不用再送钱了。 光绪三年（1877年）出兵新疆收复失地的时候也有动静。那些地方官员趁着庆功的由头送礼上门。左公马上发了道严厉的命令：不准擅自离岗来见我，更不许派人专门送东西。他还在信里特意叮嘱护理陕西巡抚谭钟麟：官员的名声主要看操守好不好；属吏的馈赠、官价采购还有衙门里的那些老规矩都不准收。 这就把左公那种不沾一丝一毫的廉洁之心表现得很清楚了。在陕甘总督任上，他一年就只有那21178两的收入，其余的钱一分没拿。在清朝这种风气里，能做到这么清正透明的官员实在不多见。左公说得明白：“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