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经济运行高度集中；国家以行政指令统筹生产要素配置，价格机制几乎不起作用，企业和地方缺少经营自主权。该模式战后重建中曾有助于集中力量恢复生产，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发展需求变化，体制问题逐步显露。1953年起，苏联先在农业领域试行分配制度调整：集体农庄报酬由年度结算改为按季度或按月发放，部分农庄试点工资制。调整缩短了劳动与收入兑现的时间间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积极性。随后，城市产业工人也提出类似待遇诉求，“按劳分配”的理念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传播。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前期政策作出系统反思，为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了空间。1957年，苏联推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撤销7个全联盟部委，保留6个关键部门，同时在地方设立105个经济行政区。大量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计划的部分权限随之转移。改革当年，中央直属企业数量减少近三成，地方投资占比由38%提高到52%。1959年通过的七年经济计划提出工业总产值增长80%的目标，发电量、钢产量等指标均设定为大幅提升。为实现目标，中央银行扩大货币投放，工业贷款占比升至70%。计划要求重工业投资比重不低于60%，轻工业继续服从重工业需求。七年期内钢产量实现翻番，但居民耐用消费品供给改善并不明显。价格政策成为这一时期调控农业的重要手段。1952年至1964年间，谷物收购价格指数上涨7.48倍，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涨15.69倍。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农产品，再以较低价格供应城市居民，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在价格信号带动下，农民扩大播种面积、改进技术，农业产量连续多年增长。然而，这些调整并未触及计划经济的核心机制。资源配置主导权仍集中在中央，市场调节作用十分有限。重工业优先战略持续占用大量资源，消费品生产与农业长期处于从属位置。地方获得的自主权主要体现在执行层面，重大战略决策仍高度集中。价格工具的运用也多限于特定领域，未能形成更系统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一时期的经济调整表明了计划经济内部的张力：一上，管理层意识到过度集中的效率损失，尝试通过下放权限、改进激励来增强活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框架与既有利益格局限制了改革深度，使政策难以突破体制边界。重工业优先的延续也表明发展理念并未发生根本转向，结构性失衡调整中继续累积。从国际比较看，苏联的探索与同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各国都面临在维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下提升效率的难题，并在权限配置、激励机制、价格政策各上作出不同尝试。这些实践为后续更深层次改革积累了经验，也暴露了渐进调整的局限。
从高度集权的动员式模式转向有限放权与激励探索，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确实迈出了一步，同时也更清晰地暴露出结构性矛盾与治理难度。历史表明，体制改革的效果不只取决于引入某一项政策工具，更取决于目标体系、利益格局与制度安排能否形成自洽的闭环：既要激发微观活力，也要维护宏观平衡；既要关注增长速度，也要提升发展质量与民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