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4月2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专利药品及关键制药成分加征100%的惩罚性关税；白宫声明称，此举意以关税为手段促使制药企业下调药价，并推动医药制造回流美国。同时，政策保留豁免通道，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关税减免。 此决定很快在国内引发反对声音。截至3月5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20余个州联合向联邦法院起诉，指控总统滥用贸易授权。诉状称，《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仅允许总统在“特定、有限情形下”调整关税，而当前的全面加税明显超出法定权限。各州指出，关税成本将传导至医疗体系和消费者，继续推高本已偏高的药价。 分析人士认为，争议背后主要有三上矛盾：第一，美国处方药价格长期处于全球高位，2023年人均药品支出约1400美元；第二，美国约80%的原料药依赖进口，中国和印度是主要供应国，关税可能影响供应链稳定；第三，最高法院2月20日刚否决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关税措施，此次改用第232条推出新规，被视为行政部门与司法体系之间的又一次角力。 市场层面，跨国药企正评估调整生产布局，部分企业已启动美国本土产能扩建计划。不过行业研究机构提醒，新建生产线通常需要3至5年，短期内患者可能面临药品供应趋紧的风险。民主党议员则提出以《降低药品成本法案》替代关税路径，但该法案在国会推进仍存在较大分歧。
药品既关系公共健康，也涉及产业安全；关税既是经济工具，也是制度选择。高关税能否同时实现“降药价、保供应、促回流”，关键在于法律授权边界、执行透明度以及配套改革能否跟上。对任何经济体而言，要在可负担性与供应链韧性之间取得平衡，更需要系统性的政策组合，而非在法律争议与市场波动中来回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