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一份来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特殊来信被呈递至公安部；写信人张淦，曾任国民党桂系兵团中将司令，并未像一般囚徒那样写悔过书或请求宽宥，而是以“当世唯毛泽东与我通晓《易经》”为由，提出索要该书。这个近乎自负的要求，最终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管理所向其赠送乾隆年间的考据版《易经》。
一封“要读《易》”的来信——看似个人执念——实则映照了时代更替中的观念碰撞：宿命式思维在事实与理性面前难以长久维系，而真正有效的转化，往往不是简单压制，而是以道理引导、以文化澄清；把传统经典放回学术与历史的坐标中，把人心引向尊重规律、尊重事实的方向，既关乎个体的重塑，也关系社会的进步。